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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观察之十:失去了“巨人的肩膀”

1936年梁思成、林徽因登上天坛祈年殿屋顶。

1936年梁思成测绘山西太谷万安寺大殿。

1936年林徽因测绘山东滋阳县(今兖州)兴隆塔。

 
失去了“巨人的肩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位世界级建筑大师呢?”
 
    文/王军
 
    提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主题“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我总会想起近代以来中国人面对传统文化的复杂心态,及其曲折的自觉过程。在世博会召开的这一年,《中国建筑史》的书写者梁思成在北京北总布胡同的故居仍是一片狼藉,尽管2009年7月国家文物局、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文物局已作出保护这处故居的决定,使之免于在房地产开发中遭到继续的拆除,但一年多过去了,这处未被列入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院落未得修复,残状依旧。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正是一次次从这里出发,在兵匪满地、行路艰难的旧中国筚路蓝缕,相继发现辽独乐寺、宋隆兴寺、隋赵州桥、辽佛宫寺木塔、唐佛光寺等一大批中华建筑瑰宝,并予以系统的科学记录和研究,树立了中国人文化自觉的里程碑。如今,“中华智慧”已被提到空前高度,北总布胡同的这处《中国建筑史》的摇篮还是这般模样,怎不让人感慨。
    在轰轰烈烈的旧城改造中得以喘息,梁林故居已属幸运。在近二十年城市化高潮中,中国固有之建筑、街区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已是见怪不怪之事。细细算来,这一过程一百年前已经开始,1944年梁思成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如此感伤:“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于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习惯也”。
    梁思成所称“普遍的摧残”与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悲剧过程相伴。中华帝国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自认为“中央帝国”之外,皆“化外蛮夷之邦”。此种文化优越感经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特别是甲午之战惨败于日本之后,骤然跌落。皇权专制文化是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可方块字和本土建筑也被视作顽冥不化之物。钱玄同是废除汉字的急先锋,认为中国文字“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绝不能代表Lamarck(法国博学家拉马克,其进化论的观点对达尔文产生影响——引者注)、Darwin(达尔文——引者注)以来之新世界文明”。朱自清撰文称,不同意过分强调保存古物,过分强调北平这个文化城,“‘保存国粹’现在好像已成了一句坏话,等于‘抱残守阙’、‘食古不化’,‘迷恋骸骨’,‘让死的拉住活的’”。那么,是不是国人皆用拉丁字母或希腊柱式,革命就成功啦?
    梁思成逆潮流而行,自信“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在传统的血流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他发现,现代主义建筑与中国建筑有诸多共通之处,“所用材料虽不同,基本原则却一样——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中国建筑“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正合乎今日建筑设计人所崇尚的途径”,“这正该是中国建筑因新科学、材料、结构,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值得许多建筑家注意的”,“我希望他们认清目标,共同努力地为中国创造新建筑”。

他的探索在1955年戛然而止,官方机构写下判词:“中国建筑是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的产物,有很大的落后性。希腊早在公元前六、七世纪即已开始过渡到砖石结构,俄国亦在十世纪以前已接受西方拜占庭文明用石结构建造了宏大的教堂,而中国建筑一直沿用落后的木结构”,“主要应学习比较接近今天砖石结构的西洋古典遗产,承继中国建筑艺术的传统是其次的”。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迅速展开。

时至今日,以“木头不如石头”来贬低中国建筑的价值——持此论者,比比皆是。它几乎成为障人眼目的意识形态,全然不察中国先人善用木材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盛德在木者,天以覆盖生民为德”,并发展出一整套成熟的建筑思想体系。这一体系的价值,正在于基本原则——从构件到房屋,从房屋到城市,皆以模数法快速制造;以框架结构承重,开间灵活且稳固;以矩形地块布局,以不变应万变;以院落为城市肌理,紧凑且舒适……中国先人造城,是很实在的“多快好省”,其中代代累积的心血与智慧,岂能被一句不知深浅的“木头不如石头”遮掩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位世界级建筑大师呢?”一位建筑史学者向我感叹,“是因为中国建筑师多轻视本国传统,因而失去了‘巨人的肩膀’,国内甚至还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史学术期刊!”

由此联想到中国国家馆主题,心中锐感:它确实是提出了一个巨大的课题,我们确实应该以庄严的心态来面对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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