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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艺术不朽
林洙先生编辑的梁思成文集《中国建筑艺术》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先生嘱我写一篇短文作为导读,我自知才疏学浅,深恐不能胜任,先生再三鼓励,今始能落笔,企能充引玉之砖。
读梁思成先生的文章,总是常读常新。这一次,也不例外。
《中国建筑艺术》收录或摘录了1943年至1961年梁思成先生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代表性文章,此一时期,正值梁思成学术生涯之第二季。
此前,自1928年留美归来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试做沈阳故宫、北陵和东陵的调查工作,至1940年完成川康两省古建筑调查,梁思成的学术研究,以实地调查为主线,此为其学术生涯之第一季。
此后,梁思成在从“外业”转入“内业”,对调查成果进行总结,于1943年完成《中国建筑史》,约1944年完成《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稿 ,投身抗战胜利后的重建工作,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参加新中国首都建设,致力于学以致用、古为今用,倾情于建筑遗产的保护、建筑文脉的传承创新。
他曾是投身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那场运动掀起的新文化思潮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使命。梁思成学术生涯之第一季,正是脚踏实地整理国故,学术生涯之第二季,正是亦步亦趋再造文明。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
他人生中的这两季,与剧变之时代撞击,如电光火石,精彩各异,却浸透着同样的忧患。收录本书的《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就撰写于他这两季人生的交叉点,开篇即言“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饱蘸着的就是穿透他人生的忧患。
梁思成写道:“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心理”,“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无觉可惜”,“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他要逆的,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摧残”的时代。这也为他人生的起伏,写下了注脚。
1901年梁思成生于日本东京,也正是在这一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等人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时,对紫禁城进行了调查测绘。此后,日本与欧洲的学者,包括关野贞、常盘大定、鲍希曼、喜龙仁等,对内忧外患的中国所留存之建筑遗产进行了大规模调查。这一场学术竞赛,如同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那个特殊年代,即便是纯正的学术,也会为武力的殖民提供借口:你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历史全然不知,沦为“非历史”之“堕落”一族,我这个“进化”的民族,不但要来为你写史,还可以殖你的民。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国学者,梁思成的学术研究带有鲜明的反侵略色彩。他要逆的,也是那样一个殖民主义横行的时代。他的心绪,读者在书中能够看到。
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系统研究,是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之后开始的。梁思成同年加入学社,次年任法式部主任,在学术上不断突破。
他发现了隋代赵州桥、唐代佛光寺等一大批珍贵的建筑遗产,释读了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程做法》这两部仅存的中国古代建筑官书,破解了材栔分º模数制、斗口模数制,独具慧眼地指出其“在中国建筑研究中实最重要者”,理解了中国建筑之“文法”。
他拥有开阔的视野,构建了中国建筑史研究框架。在收入本书的《中国建筑史》绪论之《中国建筑之特征》中,他指出:“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对此种种特征,治建筑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致淆乱一系建筑自身优劣之准绳,不惑于他时他族建筑与我之异同。治中国建筑史者对此着意,对中国建筑始能有正确之观点,不作偏激之毁誉。”
他提出的“结构技术+环境思想”研究体系,为中国建筑史研究提供了支撑,是这一领域最可宝贵的思想遗产。今天,我们已能看到,模数化设计贯通中国古代建筑之结构技术与环境思想,新石器时代以来诸多经典案例皆可为证,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与空间设计之精华所在。这也说明,“结构技术+环境思想”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而梁思成当年的研究,以结构技术为重点。他明言,这是因为古代文献“鲜涉殿堂之结构”,“记宫苑、寺观亦皆详其平面布署制度,而略其立面形状及结构”。他撰写《中国建筑史》,就是想填补这一空白,“以明此结构系统之源流而已”。他的工作是开天辟地的。
可他并不满足于此,在《中国建筑史》之绪论中,他敏锐地指出:“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分布上者,固尤深于其他单位构成之因素也。”今天,这一层面的研究已成显学,可在当年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他的探索未能继续。
在学术生涯之第二季,梁思成一次次经历人生中刻骨铭心的事件——
1950年,他与陈占祥提出完整保存北京古城、另辟中央行政区、平衡发展城市的方案,并投身笔战,为北京城墙的存留请命,不幸皆败下阵来。
1951年,“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展开,梁思成被列为改造对象,被要求肃清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被迫写下检讨,刊于《人民日报》。
1955年,他为自己对中国建筑艺术的坚守付出代价。“对以梁思成为首的复古主义建筑理论的批判”在这一年展开,他的人生与学术伴侣林徽因撒手人寰。
收入本书的《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由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合作完成,发表于1954年12月,成为林徽因的绝笔。
那场批判之后,梁思成说:“总有一天我要组织一个废话协会,我任会长,我的废话是最多的”,“自从建筑思想批判以后,除了作为‘任务’接受下来,并按交代下来的‘精神’交卷外,我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建筑问题的文章。我以为这样总可以不至于再犯错误了”。
在他所言之“废话”和奉命完成的“任务”中,我们总能透过时代的烙印,捕捉到他的思想脉动和赤子之心。他在向我们传递这样的信念——
中国建筑艺术不朽!
王军
201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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