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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本上的城市》再版序

《采访本上的城市》再版序

再版序·定格二零零八

作为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采访本上的城市》在我心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分量。

这本书汇集了1999年至2008年,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和《瞭望》新闻周刊工作期间完成的与城市建设相关的新闻作品,它们瞄准了一个主题——正在中国发生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是以何种力量、何种方式推动的?

还记得2008年2月,在北京光华路,我举起相机,为《采访本上的城市》拍摄刚刚合龙的由荷兰建筑师瑞姆·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时,内心如潮水般的感受。

正是在这一年,全球城市化率达到了50%,中国的快速城镇化为人类这一里程碑时刻的到来贡献卓著;也正是在这一刻,人类第一次把摩天大楼建成了我摄入相机的影像,它与光华路南侧,正在我的身边崛起的由美国SOM公司设计的一柱冲天式的摩天大楼——国贸三期工程形成对峙,试图宣告后者所代表的那个“旧时代”的终结,这确实是当代建筑史无法绕过的一幕。

放下相机,看着兴建中的国贸三期330米高、已拔地而起的形象,我又想起,2003年,为了这幢北京第一高楼的建造,12幢住宅楼内约1400户居民被强制拆迁的场景。他们多是走向没落的国营工厂的工人,认为对自己脚下的土地享有权利,要求与资方协商,获得与市场重置价格相当的补偿。

可是,没有任何悬念,在市场经济时代,在强悍的资本面前,这些曾经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王者,败下阵来。

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2800亿元建设资金随后投入,使这个城市“天翻地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中国GDP总量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又升至世界第二)。同年出版的《采访本上的城市》试图锁定中国城市此刻的状态。

这本书的前五章“非常城市”、“非常计划”、“非常规划”、“非常建筑”、“非常拆迁”,以解读中国城镇化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形态为主旨;后两章“老北京”、“老南京”,呈现了这样的逻辑与形态对这两个伟大城市的改变。

将中国城市的故事,放在全球城市化的背景下书写,是我的一大心愿。2004年我赴法国,2005年、2007年和2008年我赴美国,考察了十多个城市。多位中外著名规划师、建筑师与我谈论北京以及中国的文化,紫禁城是绕不开的话题。十五世纪初,永乐皇帝营造的这个世界现存最大规模的宫殿群,为《采访本上的城市》提供了历史的线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故宫的改建计划鲜为人知,我试图探查内情;书中最后一张图片,是为古都南京的保存而献身的朱偰先生1935年拍摄的故宫午门影像,它与这些年活跃在紫禁城周围的推土机,形成历史的对话。

2004年,北京市启动工程浩大的总体规划修编,试图破解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拆旧城、建新城而形成的单中心城市结构之弊,中央行政区选址之争再次浮现,仿若半个多世纪前“梁陈方案”的重现。

中国国家大剧院、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中国国家博物馆改建等国家级工程相继展开,由西方建筑师执笔的这些项目,被视为中国崛起的符号,围绕它们的争议,亦是一大景观。

在北京奥运周期内,一系列重大建设事件发生。我试图留下原始记录。这些事件已成为历史的地标,与当下中国推动的新型城镇化深刻关联。这也是再版此书的意义。为此,附四篇新作于后,它们从不同角度延续着本书的线索。

我未作删改。就让它定格于二零零八吧。

王军

201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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