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定格二零零八

        作为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采访本上的城市》在我心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分量。

        这本书汇集了1999年至2008年，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和《瞭望》新闻周刊工作期间完成的与城市建设相关的新闻作品，它们瞄准了一个主题——正在中国发生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是以何种力量、何种方式推动的？

        还记得2008年2月，在北京光华路，我举起相机，为《采访本上的城市》拍摄刚刚合龙的由荷兰建筑师瑞姆·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时，内心如潮水般的感受。

        正是在这一年，全球城市化率达到了50%，中国的快速城镇化为人类这一里程碑时刻的到来贡献卓著；也正是在这一刻，人类第一次把摩天大楼建成了我摄入相机的影像，它与光华路南侧，正在我的身边崛起的由美国SOM公司设计的一柱冲天式的摩天大楼——国贸三期工程形成对峙，试图宣告后者所代表的那个“旧时代”的终结，这确实是当代建筑史无法绕过的一幕。

        放下相机，看着兴建中的国贸三期330米高、已拔地而起的形象，我又想起，2003年，为了这幢北京第一高楼的建造，12幢住宅楼内约1400户居民被强制拆迁的场景。他们多是走向没落的国营工厂的工人，认为对自己脚下的土地享有权利，要求与资方协商，获得与市场重置价格相当的补偿。

        可是，没有任何悬念，在市场经济时代，在强悍的资本面前，这些曾经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王者，败下阵来。

        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2800亿元建设资金随后投入，使这个城市“天翻地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中国GDP总量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又升至世界第二）。同年出版的《采访本上的城市》试图锁定中国城市此刻的状态。

        这本书的前五章“非常城市”、“非常计划”、“非常规划”、“非常建筑”、“非常拆迁”，以解读中国城镇化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形态为主旨；后两章“老北京”、“老南京”，呈现了这样的逻辑与形态对这两个伟大城市的改变。

        将中国城市的故事，放在全球城市化的背景下书写，是我的一大心愿。2004年我赴法国，2005年、2007年和2008年我赴美国，考察了十多个城市。多位中外著名规划师、建筑师与我谈论北京以及中国的文化，紫禁城是绕不开的话题。十五世纪初，永乐皇帝营造的这个世界现存最大规模的宫殿群，为《采访本上的城市》提供了历史的线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故宫的改建计划鲜为人知，我试图探查内情；书中最后一张图片，是为古都南京的保存而献身的朱偰先生1935年拍摄的故宫午门影像，它与这些年活跃在紫禁城周围的推土机，形成历史的对话。

        2004年，北京市启动工程浩大的总体规划修编，试图破解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拆旧城、建新城而形成的单中心城市结构之弊，中央行政区选址之争再次浮现，仿若半个多世纪前“梁陈方案”的重现。

        中国国家大剧院、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中国国家博物馆改建等国家级工程相继展开，由西方建筑师执笔的这些项目，被视为中国崛起的符号，围绕它们的争议，亦是一大景观。

        在北京奥运周期内，一系列重大建设事件发生。我试图留下原始记录。这些事件已成为历史的地标，与当下中国推动的新型城镇化深刻关联。这也是再版此书的意义。为此，附四篇新作于后，它们从不同角度延续着本书的线索。

        我未作删改。就让它定格于二零零八吧。

王军

2015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