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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单霁翔
  经常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每当此时我都要啰嗦一番:我的籍贯是江苏江宁,出生在辽宁沈阳,成长在北京,您说我是哪里的人呢?
 
  籍贯地、出生地、成长地,过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会十分明确地指向故乡,但是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后,人们的空间归属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一句就可以回答的简单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以我为例,江苏江宁是父亲的出生地,也就成为我的籍贯地,但是我一天都没在那里生活过;我出生在沈阳,但是出生仅3个月,便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被母亲抱着来到了北京,显然我成为不了真正的沈阳人;来到北京,一住就是60年,自认为是真正的北京人,但是从小到老,填写各类表格时,无论是籍贯一栏,还是出生地一栏,都不能填“北京”。
 
  
 
  在记忆中,我们一家前后居住过四处北京的四合院。我是在四合院里学会了说第一句话,也是在四合院里学会了走第一步路。因此,我应该有资格被称为“北京人”,而且是曾经居住在四合院里的“老北京”。
 
  我在第一处四合院里居住了6年。1954年全家初到北京时,住在南城东四块玉的四合院民居里,那属于一座大杂院。在童年的记忆中,我们跟着大人们举着竹竿,上面绑着彩布条,满院跑着大声喊着轰赶麻雀。当时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据说全城都在同一时间轰赶它们,麻雀飞累了就会掉下来,在我的印象里确实看到麻雀们在惊惶地飞,但是没有看到过它们掉下来的“战果”。如今随着北京雾霾天气的增多,麻雀不用轰赶就已经少了很多。
 
  在第二处四合院里居住的时间最短。1969年我随父母去湖北沙洋财政部“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底独自回京参加初中毕业分配,成为一名学徒工人,寄居在姐姐家。大门巷胡同在西长安街的北侧,是一处新翻建的独门独院,我与姐姐、姐夫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们,一家十几口住在一起,热热闹闹,其乐融融。在这里,我感受到四合院氛围中最宝贵的家庭亲情。
 
  在第三处四合院里居住的时间最长。1972年,母亲也从“五七干校”回京,单位分配了位于美术馆后街的住房。这是一组典型的传统四合院,分为前院、中院和后院。在这里居住期间,经历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例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地区也有强烈的震感,我家居住的房屋后墙被震垮,垮塌下来的砖瓦封堵了邻院的巷道。为防余震,全院在院前的道路上住了一段时间,我也因此学会了搭建防震棚。在我们居住的四合院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拍摄了8集电视连续剧《吉祥胡同甲5号》,据说这是第一部反映北京四合院生活题材的电视剧,由此可见这组四合院的典型性,这也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自己居住的空间。我和母亲住在前院的两间西房,加在一起只有20平方米左右。但是居住面积的狭窄,并没有影响我骑着自行车接回了新娘,我们在此院内举办了婚礼。两个星期后我去日本留学,4年之后再次回到这里,一切如旧,那时北京城区的变化是缓慢的。但是,儿子出生以后,生活空间骤然变小,房间里被大人和孩子的东西挤得满满的。庭院则比较宽阔。前院一共住了7户人家,邻里关系十分融洽,从未发生过口角。一棵大槐树的浓密绿荫,遮盖着半个院落。夏天的晚上,各家老人孩子都拿了竹躺椅、小板凳,围坐在院子中间,从世界大事到柴米油盐,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这也是北京四合院特有的交往方式。后来家家户户都有了彩电,大家在院落里聊天的机会大为减少。但是,院落仍然是邻里的共享空间,敬老爱幼、包容礼让等传统美德,始终洋溢在这座四合院的每个角落。
 
  在第四处四合院居住的时间不长。这是一座小型四合院,北临辟才胡同,闹中取静。院中有两棵果树,一棵是柿子树,另一棵是枣树,使小院的环境充满生机。那时,我们的孩子刚刚一岁多,开始学习说话和走路,四合院的环境无疑非常适宜和安全。
 
  长期以来,在不同地点、不同规模、不同邻里的四合院居住以后,再回过头来思考四合院生活的体验,最深刻的不仅仅是它作为物质的存在,而是文化方面的感受。四合院情结,是对那个成长空间的眷念,更承载着对父母、亲人、朋友的思念。忘不了街坊们海阔天空的神聊,忘不了小伙伴们的嬉戏打闹,忘不了院里醉人的鸟语花香,忘不了胡同里走街串巷小贩们的叫卖声。这份情怀,只有久居胡同四合院才能获得。
 
  
 
  实际上,在北京地区,四合院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它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对待人居环境的态度,强调的是“天人合一”,是中国对世界文化所做的独特贡献。四合院中的每一细微之处,都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四合院里的居民、房屋、内外环境,是一座历史文化宝库,可以供子孙后代们体验、享受和传承。离开四合院已有多年,但是每当看到或听到又有一条胡同、一座四合院消失,总有一种悲情涌上心头。在我的记忆深处,早已烙印上永远的四合院情结,甚至成为内心中对于城市记忆最柔软的地方。四合院建筑的消失只是一个方面,同样可惜的还有传统民俗文化和地域生活方式的消逝。据报道,1949年北京旧城共有胡同3050条,传统四合院1300万平方米。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和“危旧房改造”逐步升级的同时,胡同四合院被大量拆除,保留下来的不足半数。现存的四合院普遍得不到应有的修缮,造成大面积的房屋质量“人为衰败”,而人口密度高、生活条件不断恶化,也使居住在四合院内的居民缺少应有的尊严。
 
  2008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北京旧城胡同—四合院整体申报世界遗产的提案》,建议对北京旧城的胡同四合院实施整体保护,坚持循序渐进、有机更新的方针,采取小规模、微循环、渐进式的方法,防止“大拆大建”的行为,避免“运动式”的改造,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胡同四合院的保护整治工作。同时启动北京胡同四合院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使全世界民众共享这一灿烂的文化。
 
  的确,保护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具有世界意义。这里一座座四合院相依,形成一条条胡同;一条条胡同相连,又构成一片片历史街区,从而形成既秩序井然又气象万千的特色风貌。胡同四合院体系,合理安排了每户居民的室内空间,保障了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通风、采光、日照,利于防寒、避暑、防风沙,还满足了舒适性、安全性、私密性等居住需要。同时,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日常的社交空间,创造和睦相处的居住氛围,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先进哲学思想。
 
  如今我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可以说四合院是故宫古建筑群的历史原型。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建筑群,每天行走在故宫内,仿佛找到了那种久违而又熟悉的惬意。壮美的紫禁城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记载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记忆、经历和情感,再过6年,故宫将迎来600岁的生日,将它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是我和同事们的光荣使命。
 
  记得少年时代,小伙伴们一起登上景山,四下望去,成片成片四合院富有质感的灰色坡屋顶,庭院内高大树木的绿色树冠,形成一望无际的灰色和绿色的海洋,烘托着故宫红墙黄瓦的古建筑群,协调和联系着传统中轴线两侧建筑,极为壮观。这是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最具北京文化特色的城市景观,也是我心中真正意义上的古都北京。如今,我站在自家阳台上放眼望去,从高层建筑群的缝隙中,隐约可以看到太庙、国子监的金色屋顶,再远仿佛还能看到天坛祈年殿的轮廓线。想到在不久的将来,钢筋水泥筑就的城市景象可能将彻底挡住前方视线,心里就掠过一丝惆怅。
 
  我今年61岁,也在北京居住了61年。今后如果有人再问我:你是哪里人?我不会再啰嗦一番,将清晰而准确地回答:我是北京人,在四合院里长大。
 
  《 人民日报 》( 2014年09月04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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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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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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