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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改造故宫之争

1943 年美国第 18 航空队北京航拍图之紫禁城、中南海局部
民国改造故宫之争
    “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应为世界惜之。还观海外,彼人之保惜历史物品如彼,吾人宜如何努力?岂宜更加摧残?”
 
    文/王军
 

1922年在直奉战争中击退张作霖之后,直系首领曹锟谋当总统,直军总司令吴佩孚提出“恢复法统”统一南北。一时间,被袁世凯解散近十年的国会又活动起来。

1923年5月24日,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在天津成立,6月1日通电全国:“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护法大业,亦已完成。”就在这时,国会参、众两院的一项建设计划却惹出大麻烦。

因嫌宣武门象坊桥国会会场不够宏敞,两院计划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并将三大殿改造成办公及会议场所。时以“直鲁巡阅使”之职驻扎洛阳的吴佩孚闻讯大怒,发电报给大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张绍曾、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张英华,表示坚决反对。一时舆论大哗。

三大殿改议院计划
 

电报就登在1923年5月22日的《顺天时报》上:“顷据确报,北京密谋决拆三殿,建西式议院,料不足,则拆乾清宫以补足之,又迁各部机关于大内,而鬻各部署。卖五百年大栋木殿柱,利一;鬻各部署,利二;建新议院,利三;建各新部署,利四。倡议者处心积虑,无非冀图中饱之私。”

吴佩孚称:“查三殿规模宏丽,建明永乐世,垂今五百年矣”,“尝闻之欧西游归者,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我国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欧美各国无不龂龂地保存古物为重。有此号为文明,反之则号为野蛮。”

他还举例说明:“埃及六千年之故宫、希腊之雅典故宫、意大利之罗马故宫,至今犹在,累经百劫,灵光巍然,凡此故宫,指不胜屈。若昏如吾国今日之举动,则久毁之矣。骤闻毁殿之讯,不禁感谓!此言虽未必信,而究非无因,而至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

吴佩孚电文发表后,媒体广泛报道,甚至称国会计划拆除三大殿,在原址另盖西式议院,对北京政府形成巨大压力。主持国会迁移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代理审议长张伯烈、宪法起草委员长汤漪等迅速复电吴佩孚,认为吴所知情况不确,称并无拆除三大殿改建西式议院之说,仅计划在三殿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

复电登在5月27日的《顺天时报》上:“谋古建筑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获用而后存,以不用而就圯,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废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别无保存之法,自始议迄今,中外工程师所制图案不下十数,无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而止,既无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谓毁也!”

复电称,国会迁移三大殿,是为“正视听以固国本。凡国之大事,如大总统之选举,及其就职宣誓,宪法之宣布或修正,与夫解释宪法之会议等,必于其国历史上最庄严宏丽之地行之,此古今中外所同也”,“法之费塞依(凡尔赛)王宫,其王路易十四所营也,而今则为法国国会会合之所,其明证也”,“诸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就职时之宣誓,实为出席国会之所,有事当然于国家固有会场行之”,鉴于“共和以来,清帝犹拥尊号,遗老因而生心”,改三大殿为国会,则“曩者帝制复辟之变,恐再见矣”。

瑞典建筑师施达克(Albin J. Stark,1885-1960)担纲此项设计,从其1923年4月1日提交的改建太和殿为议院的设计图可知,方案确实是在“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可并非到此“而止”。

按施达克的设计,帝座将被移走,太和殿东西两侧将各新建两座二层、5.2米高的平顶建筑,内设总统休息室、议员休息室、衣帽间、厕所和锅炉房等。虽然施达克尽量压低这两座新建筑的高度,并将它们紧贴在太和殿东西两侧6米高的红墙北面,但其效果只是不影响太和殿的正面景观而已,太和殿东西两壁还须各开一个门洞与它们相通。

“计划未实现也许是我们今天应感到庆幸的事。”2002年,瑞典哥德堡大学学者司汗撰文评论,“施达克在中国的名气也是当之无愧的——他的紫禁城改建议院的计划是历史上惟一一次,希望将来也不会有。”

后来的事实表明,施达克式的计划并非“历史上惟一一次”,它只是第一次而已。

革命风潮
 

1923年6月,黎元洪被曹锟逼出北京。10月5日选举总统,国会会场只许进不许出,军警扬言“今天非把我们的大总统选举出来不可”。随后,曹锟贿选总统丑闻爆出,激起全国民愤。紧接着,议员散去,国会瘫痪,改三大殿为国会的计划终成泡影。

宣统退位后,按清室优待条件,尊号保留不废,居紫禁城后半部分(乾清门以里,包括乾清宫、坤宁宫、御花园等),在那里有一个小朝廷,仍享君主之礼。其岁用400万两,改新币后400万元,由民国政府拨用。民国总统府设于中南海,与紫禁城比邻而居。

新旧政权“和平共处”,让溥仪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士敦惊讶不已,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北京的中心有两个相邻的宫殿:一个仍保持着紫禁城的荣耀,但住着一个有名无实的君主;另一个则是共和国首席执政官发号施令的中南海。在中南海,坐在总统宝座上的人是没有帝号的皇帝;在紫禁城,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人空有一个帝号而已。统治着中国广袤国土的人被称为总统,权力不逾宫墙一寸的人被叫做皇帝。如此反常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不会超过一周,却在中国持续了十三年。”

若无中南海总统宝座生出的是非,紫禁城内的小朝廷就可能存在更长时间了。曹锟贿选后,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下令讨伐,通辑贿选议员。1924年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通电向直系宣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发布讨伐张作霖令,任命吴佩孚为总司令。10月,直系冯玉祥倒戈,软禁曹锟,驱溥仪出宫,取消帝号,是为“北京政变”。此后,宫禁开放,故宫博物院成立。

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宣告中国统一,实行直接党治、一权主义(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合为一体),参议院、众议院这两个辛亥革命的“民主果实”,连个形式法统都不存在了。

次年,国民党按照孙中山生前拟定的“建国大纲”,结束军政,推行训政。孙中山有言曰:“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在他看来,训政即进行国民政治训练,以此为“专制入共和的过渡”。

国民党推行的训政思路即“以党治政”。一时间,“党权高于一切”的标语遍布各地街头。1929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条例》,规定全国各级教职员,不论是否国民党员,都必须研究“党义”,即“国父”孙中山的著作。条例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集合研究。”

此前的3月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称:“先总理(孙中山)传下来的一言一字,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敢讨论总理学说的是大逆不道;敢批评总理主张的,罪不容诛。”

在神化党权与“国父”之时,国民党领导之国民政府大肆“破除封建迷信”,颁布《神祠存废标准》,各地党部煽动民众捣毁庙宇。为将“总理”未竞的“改阳废阴”进行到底,不使中华民国“永在不新不旧之间”,国民政府以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废旧历(阴历)用国历(阳历),甚至禁止民众过旧历新年。春节期间,北平市公安局特派警察到各处查考,大肆抓捕胆敢违背政府禁令缮写、张贴春联者。

在这样的氛围中,天安门前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之间的道路,被命名为中山路;天安门西南侧的司法部街改称省党部街;电车设省党部街站。

革命风潮,向故宫刮去。

“天字第一号逆产”
 

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国民政府函请中央政治会议复议。

同为国民政府委员的张继,以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名义,给中央政治会议提交长篇呈文,对经氏观点逐一驳斥。

经氏称,故宫博物院研究宫内应如何设备,及皇帝所用的事物,“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

张继驳:“是说诚荒唐之尤者,研究以前的历史,是完全学术之供应,而非为实行彼时之现象。”

经氏称:“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

张继驳:“故宫已收归国有,已成国产,更何逆产之足言?故宫建筑之宏大,藏品之雄富,世界有数之博物院也。保护故宫,系为世界文化史上尽力,无所谓为清室逆产尽力也。且故宫诸藏物,皆由明清两代,取之于民,今收归国有,设院展览,公开于民众,亦至公也,与拍卖之后,仅供私人之玩弄者,孰公孰私,不待辩而即知矣。”

“现欧洲各国,为供历史之参考,对于以前皇权王政时代物品,莫不收罗保存,惟恐落后。”张继写道,“即苏俄在共产主义之下,亦知保护旧物,供学者之研究”,“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遗留,除文字以外,皆寄于残余文物之中。大者至于建筑,小者至于陈设,虽一物之微,莫不足供后人研究之价值”,“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应为世界惜之。还观海外,彼人之保惜历史物品如彼,吾人宜如何努力?岂宜更加摧残?”

经氏议案终被否决。

经亨颐非党阀也,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也,国民党元老廖仲凯之子廖承志之岳丈也。其名言是,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求学为何?学为人而已”。

张继者,国民党之元老也,清末留学日本,与黄兴创华兴会于长沙,后加入同盟会。曾游巴黎,与李石曾等发行《新世界杂志》。

张继所言“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遗留,除文字以外,皆寄于残余文物之中。大者至于建筑,小者至于陈设”,与美国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1961年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提出的著名论断一致:人类进化的本质是文化进化,而人类文化的重要表征,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城市。城市同语言一样能实现人类文化的积累和进化。

惜近代以来,此种思想未在中国汇为主流。

“吴佩孚,吾佩服”
 

像经亨颐这样的饱学之士,与故宫过意不去,实非训政“洗脑”之结果。这代表了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的一种文化现象。

“十九世纪末叶及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国却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建筑学家梁思成1935年发此感慨,同时指出:“幸而同在这时代中,我国也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在传统的血流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

梁思成立志以现代治学精神走出文化自卑阴影,却一再陷入孤立境地。1944年,他撰文感伤:“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吴佩孚,吾佩服”,旅美建筑史学者赖德霖2008年投书《读书》杂志。他被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位房地产协会会长建议拆故宫建住宅的“玩笑”激怒。那位会长称,北京土地资源存在严重浪费的情况,其中最浪费的就是故宫,因为故宫占地近72万平方米,而且处于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地产价值不可估量。

“这不禁令我想到了吴佩孚。”赖德霖在文中写道,“吴氏在中国近代史上多被称为‘军阀’,更因镇压‘二七’大罢工而恶名昭著。但他一生至少有两件事无负国人。第一是他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北平等地沦陷时表现出了民族气节,拒绝与日伪合作。第二是在北京紫禁城宫殿面临被北京政府‘现代化’改造的关头,他挺身而出,致电反对。”

赖德霖感叹,上世纪五十年代改造紫禁城之议曾再度兴起,六十年代北京市政府也曾有所谓“故宫改建规划”,幸都未成真,“如今又有觊觎者,虽或属恶搞,但却不能不令人担忧。难道紫禁城的劫难尚未终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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