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在直奉战争中击退张作霖之后，直系首领曹锟谋当总统，直军总司令吴佩孚提出“恢复法统”统一南北。一时间，被袁世凯解散近十年的国会又活动起来。

1923年5月24日，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在天津成立，6月1日通电全国：“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护法大业，亦已完成。”就在这时，国会参、众两院的一项建设计划却惹出大麻烦。

因嫌宣武门象坊桥国会会场不够宏敞，两院计划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并将三大殿改造成办公及会议场所。时以“直鲁巡阅使”之职驻扎洛阳的吴佩孚闻讯大怒，发电报给大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张绍曾、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张英华，表示坚决反对。一时舆论大哗。

电报就登在1923年5月22日的《顺天时报》上：“顷据确报，北京密谋决拆三殿，建西式议院，料不足，则拆乾清宫以补足之，又迁各部机关于大内，而鬻各部署。卖五百年大栋木殿柱，利一；鬻各部署，利二；建新议院，利三；建各新部署，利四。倡议者处心积虑，无非冀图中饱之私。”

吴佩孚称：“查三殿规模宏丽，建明永乐世，垂今五百年矣”，“尝闻之欧西游归者，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我国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欧美各国无不龂龂地保存古物为重。有此号为文明，反之则号为野蛮。”

他还举例说明：“埃及六千年之故宫、希腊之雅典故宫、意大利之罗马故宫，至今犹在，累经百劫，灵光巍然，凡此故宫，指不胜屈。若昏如吾国今日之举动，则久毁之矣。骤闻毁殿之讯，不禁感谓！此言虽未必信，而究非无因，而至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

吴佩孚电文发表后，媒体广泛报道，甚至称国会计划拆除三大殿，在原址另盖西式议院，对北京政府形成巨大压力。主持国会迁移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代理审议长张伯烈、宪法起草委员长汤漪等迅速复电吴佩孚，认为吴所知情况不确，称并无拆除三大殿改建西式议院之说，仅计划在三殿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

复电登在5月27日的《顺天时报》上：“谋古建筑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获用而后存，以不用而就圯，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废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别无保存之法，自始议迄今，中外工程师所制图案不下十数，无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而止，既无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谓毁也！”

复电称，国会迁移三大殿，是为“正视听以固国本。凡国之大事，如大总统之选举，及其就职宣誓，宪法之宣布或修正，与夫解释宪法之会议等，必于其国历史上最庄严宏丽之地行之，此古今中外所同也”，“法之费塞依（凡尔赛）王宫，其王路易十四所营也，而今则为法国国会会合之所，其明证也”，“诸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就职时之宣誓，实为出席国会之所，有事当然于国家固有会场行之”，鉴于“共和以来，清帝犹拥尊号，遗老因而生心”，改三大殿为国会，则“曩者帝制复辟之变，恐再见矣”。

瑞典建筑师施达克（Albin J. Stark，1885-1960）担纲此项设计，从其1923年4月1日提交的改建太和殿为议院的设计图可知，方案确实是在“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可并非到此“而止”。

按施达克的设计，帝座将被移走，太和殿东西两侧将各新建两座二层、5.2米高的平顶建筑，内设总统休息室、议员休息室、衣帽间、厕所和锅炉房等。虽然施达克尽量压低这两座新建筑的高度，并将它们紧贴在太和殿东西两侧6米高的红墙北面，但其效果只是不影响太和殿的正面景观而已，太和殿东西两壁还须各开一个门洞与它们相通。

“计划未实现也许是我们今天应感到庆幸的事。”2002年，瑞典哥德堡大学学者司汗撰文评论，“施达克在中国的名气也是当之无愧的——他的紫禁城改建议院的计划是历史上惟一一次，希望将来也不会有。”

后来的事实表明，施达克式的计划并非“历史上惟一一次”，它只是第一次而已。

1923年6月，黎元洪被曹锟逼出北京。10月5日选举总统，国会会场只许进不许出，军警扬言“今天非把我们的大总统选举出来不可”。随后，曹锟贿选总统丑闻爆出，激起全国民愤。紧接着，议员散去，国会瘫痪，改三大殿为国会的计划终成泡影。

宣统退位后，按清室优待条件，尊号保留不废，居紫禁城后半部分（乾清门以里，包括乾清宫、坤宁宫、御花园等），在那里有一个小朝廷，仍享君主之礼。其岁用400万两，改新币后400万元，由民国政府拨用。民国总统府设于中南海，与紫禁城比邻而居。

新旧政权“和平共处”，让溥仪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士敦惊讶不已，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北京的中心有两个相邻的宫殿：一个仍保持着紫禁城的荣耀，但住着一个有名无实的君主；另一个则是共和国首席执政官发号施令的中南海。在中南海，坐在总统宝座上的人是没有帝号的皇帝；在紫禁城，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人空有一个帝号而已。统治着中国广袤国土的人被称为总统，权力不逾宫墙一寸的人被叫做皇帝。如此反常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不会超过一周，却在中国持续了十三年。”

若无中南海总统宝座生出的是非，紫禁城内的小朝廷就可能存在更长时间了。曹锟贿选后，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下令讨伐，通辑贿选议员。1924年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通电向直系宣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发布讨伐张作霖令，任命吴佩孚为总司令。10月，直系冯玉祥倒戈，软禁曹锟，驱溥仪出宫，取消帝号，是为“北京政变”。此后，宫禁开放，故宫博物院成立。

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宣告中国统一，实行直接党治、一权主义（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合为一体），参议院、众议院这两个辛亥革命的“民主果实”，连个形式法统都不存在了。

次年，国民党按照孙中山生前拟定的“建国大纲”，结束军政，推行训政。孙中山有言曰：“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在他看来，训政即进行国民政治训练，以此为“专制入共和的过渡”。

国民党推行的训政思路即“以党治政”。一时间，“党权高于一切”的标语遍布各地街头。1929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条例》，规定全国各级教职员，不论是否国民党员，都必须研究“党义”，即“国父”孙中山的著作。条例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集合研究。”

此前的3月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称：“先总理（孙中山）传下来的一言一字，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敢讨论总理学说的是大逆不道；敢批评总理主张的，罪不容诛。”

在神化党权与“国父”之时，国民党领导之国民政府大肆“破除封建迷信”，颁布《神祠存废标准》，各地党部煽动民众捣毁庙宇。为将“总理”未竞的“改阳废阴”进行到底，不使中华民国“永在不新不旧之间”，国民政府以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废旧历（阴历）用国历（阳历），甚至禁止民众过旧历新年。春节期间，北平市公安局特派警察到各处查考，大肆抓捕胆敢违背政府禁令缮写、张贴春联者。

在这样的氛围中，天安门前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之间的道路，被命名为中山路；天安门西南侧的司法部街改称省党部街；电车设省党部街站。

革命风潮，向故宫刮去。

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国民政府函请中央政治会议复议。

同为国民政府委员的张继，以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名义，给中央政治会议提交长篇呈文，对经氏观点逐一驳斥。

经氏称，故宫博物院研究宫内应如何设备，及皇帝所用的事物，“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

张继驳：“是说诚荒唐之尤者，研究以前的历史，是完全学术之供应，而非为实行彼时之现象。”

经氏称：“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

张继驳：“故宫已收归国有，已成国产，更何逆产之足言？故宫建筑之宏大，藏品之雄富，世界有数之博物院也。保护故宫，系为世界文化史上尽力，无所谓为清室逆产尽力也。且故宫诸藏物，皆由明清两代，取之于民，今收归国有，设院展览，公开于民众，亦至公也，与拍卖之后，仅供私人之玩弄者，孰公孰私，不待辩而即知矣。”

“现欧洲各国，为供历史之参考，对于以前皇权王政时代物品，莫不收罗保存，惟恐落后。”张继写道，“即苏俄在共产主义之下，亦知保护旧物，供学者之研究”，“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遗留，除文字以外，皆寄于残余文物之中。大者至于建筑，小者至于陈设，虽一物之微，莫不足供后人研究之价值”，“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应为世界惜之。还观海外，彼人之保惜历史物品如彼，吾人宜如何努力？岂宜更加摧残？”

经氏议案终被否决。

经亨颐非党阀也，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也，国民党元老廖仲凯之子廖承志之岳丈也。其名言是，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求学为何？学为人而已”。

张继者，国民党之元老也，清末留学日本，与黄兴创华兴会于长沙，后加入同盟会。曾游巴黎，与李石曾等发行《新世界杂志》。

张继所言“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遗留，除文字以外，皆寄于残余文物之中。大者至于建筑，小者至于陈设”，与美国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1961年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提出的著名论断一致：人类进化的本质是文化进化，而人类文化的重要表征，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城市。城市同语言一样能实现人类文化的积累和进化。

惜近代以来，此种思想未在中国汇为主流。

像经亨颐这样的饱学之士，与故宫过意不去，实非训政“洗脑”之结果。这代表了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的一种文化现象。

“十九世纪末叶及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国却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建筑学家梁思成1935年发此感慨，同时指出：“幸而同在这时代中，我国也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在传统的血流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

梁思成立志以现代治学精神走出文化自卑阴影，却一再陷入孤立境地。1944年，他撰文感伤：“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吴佩孚，吾佩服”，旅美建筑史学者赖德霖2008年投书《读书》杂志。他被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位房地产协会会长建议拆故宫建住宅的“玩笑”激怒。那位会长称，北京土地资源存在严重浪费的情况，其中最浪费的就是故宫，因为故宫占地近72万平方米，而且处于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地产价值不可估量。

“这不禁令我想到了吴佩孚。”赖德霖在文中写道，“吴氏在中国近代史上多被称为‘军阀’，更因镇压‘二七’大罢工而恶名昭著。但他一生至少有两件事无负国人。第一是他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北平等地沦陷时表现出了民族气节，拒绝与日伪合作。第二是在北京紫禁城宫殿面临被北京政府‘现代化’改造的关头，他挺身而出，致电反对。”

赖德霖感叹，上世纪五十年代改造紫禁城之议曾再度兴起，六十年代北京市政府也曾有所谓“故宫改建规划”，幸都未成真，“如今又有觊觎者，虽或属恶搞，但却不能不令人担忧。难道紫禁城的劫难尚未终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