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派出由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Macartney，1737-1806）率领的庞大使团，启程前往中国参加乾隆皇帝83岁生日典礼。那时，中国的茶叶已是英国人生活的必需品，已在工业革命中驯服了蒸汽的大英帝国，欲与中国改善贸易，建立外交关系。大英帝国当时虽是西方第一强国，但在乾隆皇帝看来，它仍不过是“化外蛮夷”，其使臣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臣服。东西方的这次相遇，终因礼仪问题不欢而散。

此后，罪恶的鸦片贩卖，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发明的解决西方对中国贸易严重入超的阴险手法。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便由此引发，大英帝国索性用大炮轰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

中国皇帝本可在圆明园内提前认识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而不必等到鸦片战争。

1793年，在热河为乾隆祝寿之后，马戛尔尼一行将大英帝国的礼品陈列于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及长春园的澹怀堂，其中正包括一艘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装备着110门大炮的“君王号”模型。

    据英国副使斯当东（George Staunton，1737-1801）记载，乾隆皇帝对这个模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可惜翻译人员的水平太差，许多技术上名辞译不出来，迫使他不得不减短他的问题。”[6]

斯当东笃定地认为，英国使团遇到的问题，并不是由于礼节上的限制，也不是乾隆皇帝对欧洲事务不关心，而完全是翻译上的麻烦，使谈话无法经常进行。

可是，翻译上没有麻烦又会怎样呢？英国使团译员李雅各在礼单上将马戛尔尼的英国特使头衔按自己认为的中国对应官衔译作了“钦差”。乾隆皇帝立即作出回应：“此不过该（英吉利）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7]

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国皇帝的此种观念，给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故事，注入了悲剧因素。

 

为进一步扩大在华特权，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免征内地税或子口税等，[8]英国在1856年挑起事端，进攻广州，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英国任命加拿大前总督额尔金（James Bruce，8th Earl of Elgin，1811-1863）为全权专使，率军扩大侵华战争；法国以传教士马赖（A. Chapdelaine，1814-1856）在广西西林县传教（此传教活动没有条约权利，被中方视为非法）被当地官员处死之事为由，以葛罗（Jean Baptiste Louis Gros， 1793-1870）为全权专使，率军侵华。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次年5月，攻陷大沽炮台，进据天津；6月，清政府被迫与俄、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各国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和船钞、战争赔款等利益。

《天津条约》提出公使驻京，觐见皇帝时用西方礼节，是咸丰皇帝（1831-1861）最不能接受之事。虽经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国皇帝的思维未曾改变。在咸丰看来，礼仪问题比贸易问题更攸关国本。

为取消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外国人内地游历等《天津条约》载明的今人看来不甚祸害的条款，咸丰皇帝不惜在1858年10月与英、法、美订立的《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中，同意鸦片合法进口，还险些全免一切关税。

如此“皇恩”之下，额尔金同意公使另驻他地，有事可进京暂驻，但坚持《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必须在北京互换。

攻入广州时，额尔金吃惊地看到《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批准文本，竟躺在两广总督衙门内，不由中央朝廷保管。事实上，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与清廷签订的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正式文本，从未到过北京，“天朝”皇帝对它们“不屑一顾”。

面对额尔金的坚持，咸丰皇帝百般无奈，开出“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等模糊条件之后，同意进京换约。

1859年6月，英、法、美公使欲入北京换约，未按规定路线行进，英、法炮艇被大沽炮台僧格林沁（1811-1865）统率的清兵击退。

次年8月，英法联军以舰船200余艘、陆军1.7万人，卷土重来，攻占大沽、天津，向北京开进。9月，咸丰皇帝派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1816-1861）在通州与联军谈判，拟屈从英法各项要求。

眼看战事即将结束，不料额尔金的谈判代表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提出觐见皇帝和面呈英国女王致中国皇帝国书的要求，遭到中方强烈反对，导致谈判破裂，巴夏礼一行39人甚至被羁留为人质。

被激怒的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的部队，向北京开进，咸丰皇帝避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訢（1833-1898）与联军周旋。10月6日，法军冲入京城西北郊外的圆明园，大肆抢劫。次日，英军加入其中。

10月10日，联军司令部限奕訢13日正午以前交出安定门，否则就发起进攻。10月13日，在限定时刻的前几分钟，安定门敞开，联军未遭遇任何抵抗，进入城内。

彼时，人质中的20人已死在狱中。联军为死者举行葬礼，决心以“一种可以触摸得到的方式，来对中国的背信弃义和残暴表示报复和憎恶”。[9]

额尔金提出，在与中方作任何谈判之前，即破坏圆明园的建筑物，因为那里是一些人质遭受虐待的地方，这样做足以损伤皇帝个人尊严。

葛罗则“满不在乎破坏一个纯粹不设防的乡村地方，而宁愿去破坏北京城里的皇宫，但是他希望这种破坏取决于谈判进一步失败这一未必会发生的事件”。[10]

火烧圆明园的命令由额尔金发出。10月18日，英军在圆明园内放火。抢劫圆明园时最卖力的法军，却认为此举“不文明”而拒绝参加。[11]顷刻间，占地五千余亩，集一百余处景观，耗帑二亿两白银以上的这处“万园之园”，成为一片火海。

性命苟存的巴夏礼10月27日在致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们当然要对他们进行惩罚。难点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惩罚才合适。有的人提议让他们支付巨额的赔偿金，其他人则提出焚烧北京城或者毁坏帝王的宫殿。我想额尔金勋爵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圆明园是皇帝的夏宫，离北京城只有5英里，皇帝和他的朝廷有2/3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这里也是我们可怜的国人最初受到拷问和虐待的地方。联军已经将这些地方收入囊中，虽然有人说这样的复仇行为是不高尚的，但是看来除了毁坏城市里的宫殿，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既然圆明园是我们的同胞受难的地方，我认为毁掉它是非常合适的。把整座北京城都烧掉太过残忍，毕竟这城里的人民有很多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在圆明园，我们针对的只是朝廷。它对中国人而言就像是我们的白金汉宫。如果我们只是要求赔偿金，那无异于用国民的鲜血来换钱。圆明园注定要灭亡。除此之外，每一个死去的国人的家人都可以获得50万两白银的补偿。[12]

圆明园大火之后，奕訢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与英、法签下《北京条约》，割九龙，赔巨款，英法联军获利而归。奕訢奏请在北京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理外交事务。1861年2月，以他为首的总理衙门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机构，后成为洋务运动的大本营。

1873年，同治皇帝（1856-1875）发布上谕：择要重修圆明园。清廷重修前的查勘表明，建筑留存较完好的，只有圆明园内廓然大公的双鹤斋、蓬岛瑶台和藻园内的“林渊锦镜”五间殿宇，绮春园的大宫门及正觉寺，长春园中的“海岳开襟”；未被全毁而尚存的宫殿建筑，属于圆明园内的有紫碧山房、“鱼跃鸢飞”、北远山村之“课农轩”、西峰秀色之“慎修思永”和知过堂、杏花春馆之春雨轩和杏花村，以及文昌阁、魁星楼等；属于绮春园内的除庄严法界保存较完整外，尚有延寿寺、森翠亭、湛清轩、袭矩亭、绿满轩及转角房、环翠门外四方亭、假表盘后库房23间和值房5处共17间。[13]

这次大规模重修工程，终因资金、建材严重短缺，以及众多大臣反对，开工不到一年，即被迫停止。光绪年间，清廷对圆明园的小规模整修不曾间断。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城内外秩序大乱，驻守西北郊的八旗兵丁勾结宫监及附近地痞恶霸，乘机抢掠圆明园。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初三日，世续等人在奏折中写道：“窃查去岁各国联军入京，洋人进园多次，匪徒乘机混入园内，致将圆明园内各殿宇房间拆毁无存，树株亦有缺失。颐和园内各殿陈设木器多有遗失。排云殿等处殿宇内外檐装修有伤损不齐之处。至静明园、静宜园等处，均查有伤损情形。”[14]

至此，同治、光绪两朝重修圆明园的成果，毁坏殆尽。

      圆明园的境况可被视为北京古城近代化的侧影。

民国年间，与圆明园同样沦为“采石场”的，还包括金碧辉煌的皇城城墙——1921年，京都市政公所改修大明濠为暗沟，径自拆取东安门、西安门迤南皇城墙砖。是年10月，东面皇墙开拆，“拆下之砖，除用于大明濠沟工外，有用作他工程者，有各处请拨者，有卖出者，有标卖者，计得砖价洋四千三百八十九元四角二分，已归正账，作正开支”。[21]

1925年1月，又拆售东安门迤北皇城墙砖，以解财政紧张；同年8月，将地安门东西全墙折价3万元拆售；1926年春，续拆西安门迤北皇城城墙。[22]

1932年6月20日，北京市工务局将“确经举办之各项重要设施”情况，汇辑成册。所举业绩，包括拆宣武门瓮城、续拆皇城城墙。

工务局的报告称，拆宣武门瓮城是为改善交通，并“利用拆下砖料修筑御河干沟”；所拆皇城城墙，是地安门迤西一段，长352米，拆除理由是“论其效用已失时代性，论其建筑又无保存之价值”，且亟于修筑大明濠干沟，便将拆下之砖料运往助之。[23]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北京市两度掀起拆除城墙高潮，城墙砖石也被充分“利用”。1960年，一首歌颂拆除城墙的诗歌写道：

一群活泼的青年，

在拆运城墙上的砖；

阵阵的歌声笑语，

惊醒了古老的城垣。

古老的城垣，

一直沉睡了多少年！

荆棘遍体，

灰尘满面。

它充当过封建帝王的卫士，

忍受过帝国主义的炮弹；

在悠长的岁月里，

谁知道它满腔的辛酸？

今天，它翻身了，

奔向祖国建设的前线；

“我能为社会主义服务？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可不是，

哪见过这么光明伟大的世面？”

它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

丢开破烂的城堡，

一块块方砖，

从泥土中站起来，

阳光下露出笑脸。

它听年轻的姑娘说，

用它砌小高炉，

搞土煤气罐……，

兴奋地跳得大高：

决心在技术革新中，

做个新时代的好汉！[24]

彼时，圆明园也未能摆脱相似的境地。常润华先生在《圆明园兴衰始末》一书中记录了这个过程——

195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作出保护圆明园的指示。但由于园内有着700户约3500名农民，占用园中近2000亩土地，他们为了生产与生活，仍不断挖山填湖，占地建房，扩充耕地。

1960年，圆明园遗址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区属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市园林局对遗址进行大面积绿化。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以及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圆明园内的公社、生产队，为了造地种粮，在遗址内进行平山、填湖，开水田、辟旱地，还搭建猪场、鸡场、鸭场等各种畜牧场以及公社办的各种工厂和仓库，甚至还有民兵的靶场。

“文革”期间，圆明园内仅存的共计约800余米长的残墙断壁和一些遗迹亦被拆毁，运走了数百车石料，园内十分之四的山头被平毁。据不完全统计，仅1967年~1971年，就有106处古建筑基地被挖掘毁坏，2.4万余株树木被砍伐，百余亩绿带被侵占，遗址内的部分土地也被一些单位占用。[25]被工厂侵占的正觉寺——圆明园唯一幸存的建筑，约30余间殿堂房屋被拆，剩下山门和东、西配殿，以及文殊亭等20余间，寺内原有古树近百株，被毁殆尽。

1979年8月，圆明园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此后，破坏事件仍有发生。1981年和1982年，遗址内三、四座小山被挖掉；“紫碧山房”的一座假山石洞被拆毁；“曲院风荷”景区内私建住房，毁坏树木471棵；一个生产队动用推土机，摧毁了“西峰秀色”景区的“花港观鱼”地基。

1983年7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这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利用和整修指明了方向。

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圆明园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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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5年北平市长袁良对市政府及各局处干部的新年讲话》，载于《北京档案史料》，2005年第4期。

[2]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市政卷·园林绿化志》，北京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75页。

[3] 同上书，第74~75页。

[4] 滕固编辑，《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商务印书馆，1933年10月初版，第5页。

[5] 同上书，第1~2页。

[6]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406页。

[7] 季压西、陈伟民著，《中国近代通事》，学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30~31页。

[8] 克勒拉得恩伯爵致包伶博士函，1854年2月13日，载于[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738~739页。

[9] 周健森、沈衍琪，《火烧圆明园——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刊于《北京日报》，2007年4月24日。

[10] [美]马士、宓亨利著，《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219页。

[11] 茅海建著，《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1版，第224页。

[12] [英]斯坦利·莱恩-普尔、费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著，金莹译，《巴夏礼在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第264页。

[13] 常润华，《圆明园兴衰始末》，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31~132页。

[14] 叶秀云，《“庚子之乱”档案内容述要》，载于《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4期。

[15] David Harris, of Battle and Beauty, Santa Barrara Museum of Art, 1999, P91-96.

[16] 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著，《旧都文物略》，1935年12月出版，“陵墓略”，第11页。

[17]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9页。

[18] Terry Bennett,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 published by Bernard Quaritch Ltd, London, 2009, P151.

[19] 译自秦风先生提供之The Ruins of the Summer Palace in 1873, Ernst Ohlmer’s Original Negatives。

[20] 陈志华著，《外国古建筑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月第1版，第47页。

[21]《京都市政公所为补送拆卖皇城卷宗致办事处函（稿）》，载于《二十世纪北京城市建设史料集（上）》，陈乐人主编，任志、梅佳副主编，新华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218页。

[22] 同上书。同档载：“西安门以北一段皇墙，系民国十五年接大明濠中段暗沟及本年接修第三段暗沟时所拆卸。而此两段沟工均由本公所工程队自行办理，所余砖块，有用作他工者及各处拨用者。”第218~219页。

[23] 《北平市工务局建筑实况（十九年份）》，载于《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4期。

[24] 王栋岑，《我在都委会工作的回顾》，载于《规划春秋》，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史征集办公室编，1995年12月第1版，第127~128页。

[25]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市政卷·园林绿化志》，北京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76页。

[26] 滕固编辑，《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商务印书馆，1933年10月初版，第1页。

[27] 同上书，第5页。

[28] 秦风，《稀世影像的迭代传奇》，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