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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的记忆

奥尔末拍摄的谐奇趣主楼东侧面

海晏堂北壁上的斧痕。王军摄

 
圆明园的记忆
   
    “奥尔末的玻璃底片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的土地——宝岛台湾。而且跟滕固那一次不同的是,我相信这一次它将永远留在中国。”
    
    文/王军
 
    德国人奥尔末(Ernst Ohlmer,1847-1927)1873年以玻璃底片拍摄的圆明园西洋楼照片,最早为中国公众所知是在1933年。这一年的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国留德学生滕固(1901-1941)编辑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收录了奥尔末拍摄的圆明园照片12帧。这些照片,对于北京史、摄影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并不是陌生之物,近年来,它们散见于一些出版物之中。但亲见台湾收藏家秦风先生直接从奥尔末的玻璃底片上冲印出来的图片,笔者的内心仍受到强烈震撼——想不到图片的质量如此之好,呈现的细节如此丰富,仿佛它们摄于昨日。
    今日之圆明园早已不是这12帧图片显现的模样了。奥尔末的照片拍摄于圆明园被焚12年后,是目前已知的圆明园西洋楼建筑群的最早影像。如其所示,彼时西洋楼一带的欧式建筑,轮廓及外观大体完整,大火毁掉的只是建筑的内部构架及屋顶。特别是万花阵留存完好,迷宫中央的凉亭清晰可见。这般场景尚被滕固称为“残迹”,今日我们又该如何描述徒余几堆残石的这处东方名园呢?
 
“圆明园的收入”
 
    《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印行不到两年,1935年1月3日,北平市市长袁良对市政府及各局处干部发表新年讲话,谈及对圆明园负有管理之责的颐和园管理事务所的收入,称“尚有圆明园的收入在内”。 [1]彼时,圆明园的收入非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观光业所赐,而是那里径自成为就地生财的采石场,且是在官方管理之下。
    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革命意志弥漫神州。在神化党权与“国父”之时,国民政府大肆“破除封建迷信”,各地党部煽动民众捣毁庙宇,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甚至提出议案:拍卖故宫这个“天字第一号逆产”。
    是年,北平特别市政府核准圆明园残废砖石变价批卖办法:大宫门外影壁,可招商投标承购;园内所有虎皮石可一律出售;西洋楼故址之大理石、青条石,凡雕花粗镂者,亦可出售。
    1929年3月,西洋楼前石门之左右石柱上节连顶,被以每方丈约15万元售给商人。1931年7月,圆明园碎砖20车、城砖500块、豆渣石3方丈、青条石半方丈、云片石10车、太湖石2车,被分四次售给商人。1930年,翻修海淀至玉泉山石渣公路,拆除圆明园南边虎皮石围墙,砸碎石块以补石渣之缺。1931年5月,翻修高梁桥至海淀石渣公路,拆除圆明园东墙,补足石渣不敷之数(400方丈)。同年8月,永大石厂为工务局代购圆明园墙砖3万块,供修筑御河桥暗沟。
    1934年,颐和园管理事务所奉行政院令将圆明园交清华大学办农业试验场,移交清单明确该园古物只有南太湖石、石柱两项。经双方协议,园内砖石,市政府有公共建筑必要时,得随时商明校方酌量提用。
    1937年6月,颐和园事务所呈准北平特别市政府,将圆明园文源阁等处太湖石4座,连同二宫门铜麒麟一只,运置颐和园仁寿殿前,运太湖石时,福园门门楼被拆毁;用圆明园砖石,将颐和园玉澜堂至文昌阁灰路改成砖路;颐和园东宫门内外石斜坡改为石阶,移用了圆明园雕龙云路石。 [2]
    上述情形,不过是北洋政府时期,圆明园被“废物利用”的继续。辛亥革命之后,圆明园被划为皇家私产,但没落的清室根本无力保护和管理,园中残存建筑遗物被盗拆、变卖、挪用不断。
    中南海开辟新华门,门前石狮缺座,袁世凯准由圆明园挪移。中央公园初创,1915年至1927年,三次由圆明园运走太湖石一百五六十块,青云片石百车。陆军十三师自1919年9月至1922年9月拆毁藻园门至饽饽门(西北门)砖墙及园内山石,虽经溥仪内务府致函步军统领衙门查禁,但仍拉运砖石出售。军阀王怀庆自1919年修建私园——达园,历时数载,由圆明园拉走大批砖石;步军统领聂宪藩由中营副将派员拉走长春园太湖石352车;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经聂统领应允拉走圆明园太湖石数车;京兆尹刘梦庚于1922年9月19日至10月13日,派大车60余辆,杠夫数十人,强行拉走长春园太湖石623车、绮春园云片石104车;西山天平沟教堂于1923年5月派人拆毁西大墙,偷运砖块;公府秘书长王兰亭1924年1月拉走石料百余车;燕京大学建校,于1922年12月底拉运圆明园内石块,1925年2月运走安佑宫华表3根;1922年11月、1923年3月,数十人昼夜偷拆北大墙、西大墙;1923年6月,数十人夜入长春园偷运太湖石;香山慈幼院1927年拟在成府街东建香山中学,低价购得绮春园新宫门一组幸存建筑,拆运木料砖石,砍伐树木,绮春园宫门区被夷为平地;贝勒载涛将圆明园大批石雕运往其赐园朗润园。 [3]
    滕固在《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一书中选用的封面图片,非奥尔末所摄,而是他托友人周缵武自北平寄赠的大水法、远瀛观近今之照,其显示的残破状况,与奥尔末照片相比,判若两类。滕固在书中写道:“数年前之大水法与远瀛观,其颓圯已如此,遑论今日!” [4]滕固如能活到今天,面对大水法、远瀛观更为寥破的身影,又该怎样叹息呢?

滕固编辑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

 
“对于异族文化之容受性”
 
    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自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历六十余年基本建成。自雍正三年(1725年),圆明园正式成为皇帝在春、夏、秋三季的临御听政之所。一年之中,皇帝在紫禁城居住不足三月,一般是每年的冬至大祀前夕进宫,次年初春新正郊礼结束后出宫,到圆明园居住。从雍正至咸丰,清朝政府实际的统治中心并不在紫禁城,而是在圆明园。
    西洋楼建筑群位于长春园内,始建于乾隆十年(1745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全部竣工,由当时供职于清廷的西方传教士意大利人朗世宁和法国人蒋友仁、王致诚设计构图,中国工匠建造。这些建筑选用汉白玉精雕细刻,以中国琉璃瓦覆顶,融汇中西风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建造的西洋式建筑群。
    彼时,欧洲也处在造园鼎盛时期,建“中国式茶厅”甚为流行,东西方建筑交互影响,遂成一大景观。滕固认为,欧洲的此类中式建筑,除“屋顶特别复杂而为欧洲习惯上所罕见者外,并无其他中国意味”,“当时欧洲建筑所蒙之中国影响甚微”。在他看来,圆明园就不是这样了,“圆明园东长春园中之建筑,西洋风格之移植,甚为露骨。故论者谓中国对于异族文化之容受性较欧洲为强。以此事为例,其言实非过当。” [5]

1769年在波茨坦建造的普鲁士皇室夏宫内的中国茶厅。王军摄

 
    可是,乾隆皇帝(1711-1799)在圆明园西洋楼景区表现出的“对异族文化之容受性”,是建立在中国帝王传统的宇宙观基础之上的。西洋楼建筑被置于长春园的最北端,并以一条东西横向的土岭——“界山”与长春园其它景区隔开,使之处于圆明三园的东北隅,东西长800米、南北宽80至100米的狭长地带里,彰显中国皇帝“夷夏之别”的理念。在他们心中,“中央帝国”之外,皆“化外蛮夷之邦”,只能是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并不存在平等国家。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派出由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Macartney,1737-1806)率领的庞大使团,启程前往中国参加乾隆皇帝83岁生日典礼。那时,中国的茶叶已是英国人生活的必需品,已在工业革命中驯服了蒸汽的大英帝国,欲与中国改善贸易,建立外交关系。大英帝国当时虽是西方第一强国,但在乾隆皇帝看来,它仍不过是“化外蛮夷”,其使臣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臣服。东西方的这次相遇,终因礼仪问题不欢而散。

此后,罪恶的鸦片贩卖,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发明的解决西方对中国贸易严重入超的阴险手法。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便由此引发,大英帝国索性用大炮轰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

中国皇帝本可在圆明园内提前认识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而不必等到鸦片战争。

1793年,在热河为乾隆祝寿之后,马戛尔尼一行将大英帝国的礼品陈列于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及长春园的澹怀堂,其中正包括一艘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装备着110门大炮的“君王号”模型。

圆明园正大光明殿

 
    据英国副使斯当东(George Staunton,1737-1801)记载,乾隆皇帝对这个模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可惜翻译人员的水平太差,许多技术上名辞译不出来,迫使他不得不减短他的问题。” [6]

斯当东笃定地认为,英国使团遇到的问题,并不是由于礼节上的限制,也不是乾隆皇帝对欧洲事务不关心,而完全是翻译上的麻烦,使谈话无法经常进行。

可是,翻译上没有麻烦又会怎样呢?英国使团译员李雅各在礼单上将马戛尔尼的英国特使头衔按自己认为的中国对应官衔译作了“钦差”。乾隆皇帝立即作出回应:“此不过该(英吉利)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7]

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国皇帝的此种观念,给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故事,注入了悲剧因素。

“圆明园注定要灭亡”
 

为进一步扩大在华特权,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免征内地税或子口税等,[8]英国在1856年挑起事端,进攻广州,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英国任命加拿大前总督额尔金(James Bruce,8th Earl of Elgin,1811-1863)为全权专使,率军扩大侵华战争;法国以传教士马赖(A. Chapdelaine,1814-1856)在广西西林县传教(此传教活动没有条约权利,被中方视为非法)被当地官员处死之事为由,以葛罗(Jean Baptiste Louis Gros, 1793-1870)为全权专使,率军侵华。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次年5月,攻陷大沽炮台,进据天津;6月,清政府被迫与俄、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各国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和船钞、战争赔款等利益。

《天津条约》提出公使驻京,觐见皇帝时用西方礼节,是咸丰皇帝(1831-1861)最不能接受之事。虽经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国皇帝的思维未曾改变。在咸丰看来,礼仪问题比贸易问题更攸关国本。

为取消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外国人内地游历等《天津条约》载明的今人看来不甚祸害的条款,咸丰皇帝不惜在1858年10月与英、法、美订立的《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中,同意鸦片合法进口,还险些全免一切关税。

如此“皇恩”之下,额尔金同意公使另驻他地,有事可进京暂驻,但坚持《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必须在北京互换。

攻入广州时,额尔金吃惊地看到《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批准文本,竟躺在两广总督衙门内,不由中央朝廷保管。事实上,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与清廷签订的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正式文本,从未到过北京,“天朝”皇帝对它们“不屑一顾”。

面对额尔金的坚持,咸丰皇帝百般无奈,开出“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等模糊条件之后,同意进京换约。

1859年6月,英、法、美公使欲入北京换约,未按规定路线行进,英、法炮艇被大沽炮台僧格林沁(1811-1865)统率的清兵击退。

次年8月,英法联军以舰船200余艘、陆军1.7万人,卷土重来,攻占大沽、天津,向北京开进。9月,咸丰皇帝派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1816-1861)在通州与联军谈判,拟屈从英法各项要求。

眼看战事即将结束,不料额尔金的谈判代表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提出觐见皇帝和面呈英国女王致中国皇帝国书的要求,遭到中方强烈反对,导致谈判破裂,巴夏礼一行39人甚至被羁留为人质。

被激怒的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的部队,向北京开进,咸丰皇帝避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訢(1833-1898)与联军周旋。10月6日,法军冲入京城西北郊外的圆明园,大肆抢劫。次日,英军加入其中。

10月10日,联军司令部限奕訢13日正午以前交出安定门,否则就发起进攻。10月13日,在限定时刻的前几分钟,安定门敞开,联军未遭遇任何抵抗,进入城内。

彼时,人质中的20人已死在狱中。联军为死者举行葬礼,决心以“一种可以触摸得到的方式,来对中国的背信弃义和残暴表示报复和憎恶”。[9]

额尔金提出,在与中方作任何谈判之前,即破坏圆明园的建筑物,因为那里是一些人质遭受虐待的地方,这样做足以损伤皇帝个人尊严。

葛罗则“满不在乎破坏一个纯粹不设防的乡村地方,而宁愿去破坏北京城里的皇宫,但是他希望这种破坏取决于谈判进一步失败这一未必会发生的事件”。[10]

火烧圆明园的命令由额尔金发出。10月18日,英军在圆明园内放火。抢劫圆明园时最卖力的法军,却认为此举“不文明”而拒绝参加。[11]顷刻间,占地五千余亩,集一百余处景观,耗帑二亿两白银以上的这处“万园之园”,成为一片火海。

性命苟存的巴夏礼10月27日在致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们当然要对他们进行惩罚。难点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惩罚才合适。有的人提议让他们支付巨额的赔偿金,其他人则提出焚烧北京城或者毁坏帝王的宫殿。我想额尔金勋爵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圆明园是皇帝的夏宫,离北京城只有5英里,皇帝和他的朝廷有2/3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这里也是我们可怜的国人最初受到拷问和虐待的地方。联军已经将这些地方收入囊中,虽然有人说这样的复仇行为是不高尚的,但是看来除了毁坏城市里的宫殿,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既然圆明园是我们的同胞受难的地方,我认为毁掉它是非常合适的。把整座北京城都烧掉太过残忍,毕竟这城里的人民有很多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在圆明园,我们针对的只是朝廷。它对中国人而言就像是我们的白金汉宫。如果我们只是要求赔偿金,那无异于用国民的鲜血来换钱。圆明园注定要灭亡。除此之外,每一个死去的国人的家人都可以获得50万两白银的补偿。[12]

圆明园大火之后,奕訢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与英、法签下《北京条约》,割九龙,赔巨款,英法联军获利而归。奕訢奏请在北京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理外交事务。1861年2月,以他为首的总理衙门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机构,后成为洋务运动的大本营。

1873年,同治皇帝(1856-1875)发布上谕:择要重修圆明园。清廷重修前的查勘表明,建筑留存较完好的,只有圆明园内廓然大公的双鹤斋、蓬岛瑶台和藻园内的“林渊锦镜”五间殿宇,绮春园的大宫门及正觉寺,长春园中的“海岳开襟”;未被全毁而尚存的宫殿建筑,属于圆明园内的有紫碧山房、“鱼跃鸢飞”、北远山村之“课农轩”、西峰秀色之“慎修思永”和知过堂、杏花春馆之春雨轩和杏花村,以及文昌阁、魁星楼等;属于绮春园内的除庄严法界保存较完整外,尚有延寿寺、森翠亭、湛清轩、袭矩亭、绿满轩及转角房、环翠门外四方亭、假表盘后库房23间和值房5处共17间。[13]

这次大规模重修工程,终因资金、建材严重短缺,以及众多大臣反对,开工不到一年,即被迫停止。光绪年间,清廷对圆明园的小规模整修不曾间断。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城内外秩序大乱,驻守西北郊的八旗兵丁勾结宫监及附近地痞恶霸,乘机抢掠圆明园。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初三日,世续等人在奏折中写道:“窃查去岁各国联军入京,洋人进园多次,匪徒乘机混入园内,致将圆明园内各殿宇房间拆毁无存,树株亦有缺失。颐和园内各殿陈设木器多有遗失。排云殿等处殿宇内外檐装修有伤损不齐之处。至静明园、静宜园等处,均查有伤损情形。”[14]

至此,同治、光绪两朝重修圆明园的成果,毁坏殆尽。

奥尔末的记录
 
    1839年,摄影术正式宣布发明。几年后,伴随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它被西方人带入中国。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x Beato,1832-1909)、法国军队摄影师查尔斯·杜宾(Charles Dupin,1814-1868),于1860年拍摄了北京的最早影像。但现存能够确认由他们拍摄的照片,却无圆明园的内容。
    1862年编辑的《中国》影集,收录了比托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其中的第46~51图,被比托标注为圆明园内建筑。比托还特别说明:第46、47、49图摄于大火焚烧之前,第50图摄于大火焚烧之后。 [15]
    了解北京西郊皇家园林者能够立即认出,其中的第46、48、50图,实为清漪园(今颐和园)内的琉璃塔、智慧海、万寿山。第47、49图,经研究者考证,也可被确认为大火焚烧之前的清漪园昙花阁、文昌阁。
    第51图摄于何处?比托在图片说明中称,此处为“圆明园内山丘上的宝塔”。果真如此吗?
    查《旧都文物略》,其中有一帧照片注明“偏融法师塔”,与比托的第51图景观相似,虽拍摄角度不同,但完全可以比较确认为同一场所。《旧都文物略》称:“偏融法师塔在德胜门外,为明慈圣太后斥赀建,清改为故都僧人丛葬之所,名十方塔院。” [16]十方塔院属拈花寺。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显示:拈花寺十方塔院属私建,“庙内法物有佛像四尊,香炉烛扦木质二堂,香炉烛扦铁质一堂,金刚经一部,十方普同塔一座,拈花寺历代住持塔骨十二座,另有石碑两座”。 [17]比托的照片显示了十方普同塔及院中的两座塔骨,图片右侧塔上可见“勅建阐教禅师塔”字迹,可知此乃拈花寺达天禅师(乾隆四十五年被高宗勅封为“阐教禅师”)之塔骨。
    这样,比托在《中国》影集中注明的圆明园照片共6帧皆属误判,其中的5帧(第46~50图)实为清漪园内建筑,1帧(第51图)实为拈花寺十方塔院。
    比托之误,误导了后世史家。特里·班尼特(Terry Bennett)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一书中,引用了《中国》影集中的第46、47、49图,沿用了比托的标注,称“比托的照片中有几张是圆明园(Summer Palace)的,清楚注明了是在大火焚烧之前拍摄的。” [18]国内也有研究者对比托的标注信以为真。
    圆明园早期影像史上的这笔糊涂账,显衬出奥尔末圆明园照片的珍贵。奥尔末1847年出生于今属德国的汉诺威王国(The Kingdom of Hanover)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附近的伯瑟恩(Betheln),是一位旅馆老板的长子。他加入一只商业船队,以戏剧性的方式抵达中国——船队在中国的海岸失事。作为一名专业摄影师,奥尔末在这个新的国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大约在1867年,他在厦门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不过,他很快又改变了工作,1868年5月1日加入大清海关,此后46年,他在厦门、北京、广东、青岛的海关不断晋升职位,直至1914年退休,携夫人返回故乡,1927年终老。
    1872年8月至1880年4月,奥尔末在北京任职,此间对圆明园进行了拍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收录了奥尔末手绘的西洋楼景区平面图,其中标有他拍摄这些照片的位置和角度,并注明绘制时间为1873年11月,可知他的拍摄在此前完成。
    1898年,这位惯常公文写作的德国人,以少有的抒情笔法追忆了圆明园的景色:
 
    那些装饰……五彩斑斓,绚若彩虹……你看,如此丰富和迷人的色彩,浸透在北京湛蓝的天空里,随着观赏者与太阳位置的移动,如万花筒般变化无穷,在大理石建筑的映衬下,夺人眼目,湖中倒影如海市蜃楼……让人仿若来到“一千零一夜”的神话世界。 [19]
 
    这是圆明园被焚12年后留给奥尔末的记忆。可以想象,书写上述文字之时,奥尔末眼前正是他拍摄的西洋楼图片。显然,这些黑白照片,不会让他感到满意,因为无法呈现那个“神话世界”的缤纷色彩,他唯以诗歌般的语言来弥补这一缺憾。
 
近代化的侧影
 
    得知秦风先生费尽周折购得奥尔末遗世的12帧圆明园玻璃底片时,笔者正在罗马游历,置身古罗马的残垣断壁,脑海里浮现着的正是圆明园的景象,它们的命运及现今的面貌是如此相似——
    公元479年,西罗马灭亡。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罗马古城也不幸沦为一处“采石场”,大型公共浴场墙体上色彩斑澜的大理石板被剥光,柱子及各种装饰被拆毁。
    15世纪,教皇和教廷贵族为修建府邸、枢密院和教堂,竟到大角斗场拆取石料。直到1749年,教廷才宣布保护这处古罗马的伟大建筑,理由是曾有早期的基督徒在这里殉难,它是个圣地。虽然此说缺乏根据,毕竟避免了进一步的破坏。 [20]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正是罗马人自己拆毁了罗马。
古罗马广场残状。王军摄

古罗马斗兽场。王军摄

 
    圆明园的境况可被视为北京古城近代化的侧影。

民国年间,与圆明园同样沦为“采石场”的,还包括金碧辉煌的皇城城墙——1921年,京都市政公所改修大明濠为暗沟,径自拆取东安门、西安门迤南皇城墙砖。是年10月,东面皇墙开拆,“拆下之砖,除用于大明濠沟工外,有用作他工程者,有各处请拨者,有卖出者,有标卖者,计得砖价洋四千三百八十九元四角二分,已归正账,作正开支”。[21]

1925年1月,又拆售东安门迤北皇城墙砖,以解财政紧张;同年8月,将地安门东西全墙折价3万元拆售;1926年春,续拆西安门迤北皇城城墙。[22]

1932年6月20日,北京市工务局将“确经举办之各项重要设施”情况,汇辑成册。所举业绩,包括拆宣武门瓮城、续拆皇城城墙。

工务局的报告称,拆宣武门瓮城是为改善交通,并“利用拆下砖料修筑御河干沟”;所拆皇城城墙,是地安门迤西一段,长352米,拆除理由是“论其效用已失时代性,论其建筑又无保存之价值”,且亟于修筑大明濠干沟,便将拆下之砖料运往助之。[23]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北京市两度掀起拆除城墙高潮,城墙砖石也被充分“利用”。1960年,一首歌颂拆除城墙的诗歌写道:

一群活泼的青年,

在拆运城墙上的砖;

阵阵的歌声笑语,

惊醒了古老的城垣。

古老的城垣,

一直沉睡了多少年!

荆棘遍体,

灰尘满面。

它充当过封建帝王的卫士,

忍受过帝国主义的炮弹;

在悠长的岁月里,

谁知道它满腔的辛酸?

今天,它翻身了,

奔向祖国建设的前线;

“我能为社会主义服务?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可不是,

哪见过这么光明伟大的世面?”

它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

丢开破烂的城堡,

一块块方砖,

从泥土中站起来,

阳光下露出笑脸。

它听年轻的姑娘说,

用它砌小高炉,

搞土煤气罐……,

兴奋地跳得大高:

决心在技术革新中,

做个新时代的好汉![24]

彼时,圆明园也未能摆脱相似的境地。常润华先生在《圆明园兴衰始末》一书中记录了这个过程——

195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作出保护圆明园的指示。但由于园内有着700户约3500名农民,占用园中近2000亩土地,他们为了生产与生活,仍不断挖山填湖,占地建房,扩充耕地。

1960年,圆明园遗址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区属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市园林局对遗址进行大面积绿化。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以及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圆明园内的公社、生产队,为了造地种粮,在遗址内进行平山、填湖,开水田、辟旱地,还搭建猪场、鸡场、鸭场等各种畜牧场以及公社办的各种工厂和仓库,甚至还有民兵的靶场。

“文革”期间,圆明园内仅存的共计约800余米长的残墙断壁和一些遗迹亦被拆毁,运走了数百车石料,园内十分之四的山头被平毁。据不完全统计,仅1967年~1971年,就有106处古建筑基地被挖掘毁坏,2.4万余株树木被砍伐,百余亩绿带被侵占,遗址内的部分土地也被一些单位占用。[25]被工厂侵占的正觉寺——圆明园唯一幸存的建筑,约30余间殿堂房屋被拆,剩下山门和东、西配殿,以及文殊亭等20余间,寺内原有古树近百株,被毁殆尽。

1979年8月,圆明园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此后,破坏事件仍有发生。1981年和1982年,遗址内三、四座小山被挖掉;“紫碧山房”的一座假山石洞被拆毁;“曲院风荷”景区内私建住房,毁坏树木471棵;一个生产队动用推土机,摧毁了“西峰秀色”景区的“花港观鱼”地基。

1983年7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这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利用和整修指明了方向。

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圆明园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它将永远留在中国”
 
    奥尔末逝世后,他的夫人路易斯·冯·汉娜根(Louise von Hanneken)将圆明园“西洋楼”的玻璃底片赠予在柏林工科大学教授建筑学的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后者曾于1906~1909年间,对中国建筑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拍摄大量图片,出版多部中国建筑论著。
    193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美术史学博士学位的滕固,得知柏石曼藏有奥尔末的圆明园底片,“乃请于布氏(柏石曼)借摄一份。初布氏有难色,并谓余曰:余正从事关于此项材料之著书,待著作发刊后允君之请可也。余不禁丧然。尔后余与布氏往还日密,再三固请,卒获借底片重印”。 [26]
    “自圆明园焚毁至今日,历七十二年。”滕固在《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一书中写道,“毁后残迹,经自然销磨以及强有力者之窃劫,所存遗物,为数已微。吾人执笔述此,俨如描想千年前之古物,能不令人叹息。” [27]
    将这批玻璃底片运至上海印制成书的过程中,大水法那张底片断为两半,遂成憾事。
    2010年5月28日,包括这张断裂底片在内的奥尔末所摄12帧圆明园玻璃底片,被另一位中国人牢牢抱在怀里,从东京乘机运往台北。
    “当飞机即将降落在桃园机场时,机身震动,我紧抱着木箱,如同多年前抱著自己的婴儿般,既戒慎又怜惜。”秦风先生撰文铭记这一刻的感受,“奥尔末的玻璃底片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的土地——宝岛台湾。而且跟滕固那一次不同的是,我相信这一次它将永远留在中国。” [28]
 
2010年6月17日
 

[1] 《1935年北平市长袁良对市政府及各局处干部的新年讲话》,载于《北京档案史料》,2005年第4期。

[2]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市政卷·园林绿化志》,北京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75页。

[3] 同上书,第74~75页。

[4] 滕固编辑,《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商务印书馆,1933年10月初版,第5页。

[5] 同上书,第1~2页。

[6]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406页。

[7] 季压西、陈伟民著,《中国近代通事》,学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30~31页。

[8] 克勒拉得恩伯爵致包伶博士函,1854年2月13日,载于[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738~739页。

[9] 周健森、沈衍琪,《火烧圆明园——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刊于《北京日报》,2007年4月24日。

[10] [美]马士、宓亨利著,《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219页。

[11] 茅海建著,《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1版,第224页。

[12] [英]斯坦利·莱恩-普尔、费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著,金莹译,《巴夏礼在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第264页。

[13] 常润华,《圆明园兴衰始末》,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31~132页。

[14] 叶秀云,《“庚子之乱”档案内容述要》,载于《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4期。

[15] David Harris, of Battle and Beauty, Santa Barrara Museum of Art, 1999, P91-96.

[16] 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著,《旧都文物略》,1935年12月出版,“陵墓略”,第11页。

[17]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9页。

[18] Terry Bennett,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 published by Bernard Quaritch Ltd, London, 2009, P151.

[19] 译自秦风先生提供之The Ruins of the Summer Palace in 1873, Ernst Ohlmer’s Original Negatives

[20] 陈志华著,《外国古建筑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月第1版,第47页。

[21]《京都市政公所为补送拆卖皇城卷宗致办事处函(稿)》,载于《二十世纪北京城市建设史料集(上)》,陈乐人主编,任志、梅佳副主编,新华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218页。

[22] 同上书。同档载:“西安门以北一段皇墙,系民国十五年接大明濠中段暗沟及本年接修第三段暗沟时所拆卸。而此两段沟工均由本公所工程队自行办理,所余砖块,有用作他工者及各处拨用者。”第218~219页。

[23] 《北平市工务局建筑实况(十九年份)》,载于《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4期。

[24] 王栋岑,《我在都委会工作的回顾》,载于《规划春秋》,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史征集办公室编,1995年12月第1版,第127~128页。

[25]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市政卷·园林绿化志》,北京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76页。

[26] 滕固编辑,《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商务印书馆,1933年10月初版,第1页。

[27] 同上书,第5页。

[28] 秦风,《稀世影像的迭代传奇》,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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