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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城镇化最可宝贵的二十年

把握城镇化最可宝贵的二十年
 
    我们难以想象在一个高度分化对立的社会里建设成功的民主,我们必须寻求成本最低的转型方式,其中,也包括了城镇化自身的转型
 
    文/王军 
 
    经过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国民经济正面临以转型促发展的战略格局。中国业已掀动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未来二十年,随着“超生一代”的老去,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再,这迫使中国必须完成由“世界工厂”向现代服务业全面升级的任务。在这一时期,巨大的房地产需求仍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钢筋混凝土消耗量最大的地区,城镇化仍将以较大规模推进。但二十年后,随着人口的老化,房地产需求的缩减,中国城镇化或将历史性地告一段落。这二十年,可能是中国城镇化保持快速发展的最后二十年,也是城镇化最可宝贵的二十年。
    《中国城市规划发展报告2008~2009》预计,2010年中国总人口约为13.6亿,城镇化水平约达到47%,城镇人口约达到6.4亿人;2020年中国总人口约为14.5亿,城镇化水平56%~58%,城镇人口达到8.1亿~8.4亿;2030年前后,中国总人口约为15亿,城镇化水平约达到65%,城镇人口约达到10亿人。
    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城镇化在未来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崛起,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趋紧,长期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结构失衡越来越显著,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人口红利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增长效应越来越趋于平衡,快速城镇化也面临着拐点提前到来的威胁等因素”,“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实现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社会和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目标,由于涉及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关系到众多利益集团关系的调整和相关配套措施的整体落实,具有很大的难度”。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一场曲折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中国经历的是一场“非城镇化的工业化”,甚至在“大跃进”之后的1961~1977年,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逆城镇化”(精简职工、知青下乡、“三线”建设导致城市人口减少)。在1950~1980年的三十年中,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城镇人口从1.72亿增加到5.92亿,使多达1.5亿农业人口实现了就业的非农化。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此间中国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是美国工业化时期欧洲移民人口的三倍。这三十年中国的高速城镇化,得益于工业化的促进,及决策层对机遇的把握——1998年,中共中央第一次将提高城镇化水平明确列为发展目标,同时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启动房地产市场,拉动了内需,平稳度过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创造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二十年里,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肩负承前启后使命的城镇化,将渐渐失去工业化的依托,城镇化面临的问题空前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多年来,城市拆迁、农村征地、住房保障、“土地财政”等问题不断累积,引来一场又一场舆论风潮。今年两会,截至3月2日,接收的340多项政协提案中,一半和房地产有关,甚至有人称今年开的是“房子两会”。这表明,房子问题已到了必须根治的时刻。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却难解“蜗居一代”免于匮乏的生存需求。1998年国务院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但经2003年“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的政策“微调”,住房的经济发展功能被过度强调,商品房几乎成为城市居民解决居住问题的“独木桥”。“马太效应”由此形成:通过1998年房改获得住房产权的居民,以及在房价高企前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住房产权的居民,能够坐享城镇化带来的不动产升值,房价越高,他们获得的社会财富越多,无房者实现安居的代价就越大。矛盾持续加重,社会就必然断裂。
    此刻,中国的城镇化又站在一个质变点上,决策层能否像1998年那样把握住这一次战略机遇?我们必须理解,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可能建立在深谷巨壑之中。未来二十年,中国城镇化最为重大的使命在于能否把不动产这支“城市股票”,配发给越来越多的新市民,使他们能够分享城镇化“红利”,成为增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改革的理性力量。我们难以想象在一个高度分化对立的社会里建设成功的民主,我们必须寻求成本最低的转型方式,其中,也包括了城镇化自身的转型——当前关于拆迁条例的讨论,关于物业税的讨论,关于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的讨论,等等,均关系城镇化与民生的和谐,也暗示了城镇化转型的方向。在这峰回路转的关口,我们最不能犯的是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必须将公民的生命尊严置于首位,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为中国城镇化最可宝贵的未来二十年,设计一个最优的程序。
 
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3月8日,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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