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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那三重境界

进入那三重境界

 

问者:耿欣

答者:王军

 

问:为什么从最初认同北京的城市“现代化”,到反对旧城改建新城?

答: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让读者了解更多的可能性。看到自己祖先的东西被毁掉,心里总会产生莫名的伤感。我曾访问过美籍华裔建筑大 师贝聿铭先生。他说,20多年前,他头一次来到北京,城墙虽已被拆尽,但也就是扒了一层皮,古城之壮丽仍存。贝先生登景山瞰京城,激动得不得了,转过身来跟美国建筑师同行们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可现在呢?贝先生直叹:“拆得太厉害了!四合院应该成片成片地保留啊!”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贝先生在谈论北京建筑问题时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不好说!”心中真是万般滋味。

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都被毁掉了,那他们就失去了记忆,失去了文化认同,这个民族也就不存在了。正如英国古建筑保护先驱威廉·莫里斯的话:“这些建筑绝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他们曾属于我们的祖先,也将属于我们的子孙,除非我们将其变为假货或者使之摧毁。它们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我们任意处置的财产,我们不过是后代的托管人而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它们毁掉,或变成假货。

 

问:什么样的报道是好的报道?

答:调研要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做,但每个题目下面要有一个基本的面、一个总的思考。我前段时间在同济大学做了一个演讲,我说,一个好的报道,和一个好的建筑,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要用最轻的结构去拎最重的东西,最轻的结构就是一个故事,最重的东西就是我心中的“块垒”,要看它跟人类、跟历史在多大规模上发生联系。

 

问:什么样的报道是深度报道?

答:所谓深度报道是看你能把这个事摆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去看。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也面对过很多困惑,不知道把眼前的事摆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去观察,因为我没有那个坐标,记者工作的能力在于你能把你的工作摆在一个多大尺度的背景下去完成。所谓的深度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深度取决于你看这个事情的背景是几年,如果只是几天的背景,你可以当个小报记者,五年的背景你也许可以当一个大的新闻单位的记者,三十年的背景你也许就是一个著名的新闻记者了。那么,中国有六十年背景的记者,或者辛亥百年背景的记者,或者鸦片战争以来整个近代史背景,甚至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的背景,或者恐龙灭绝以来的背景,或者宇宙大爆炸以来的背景的记者吗?你能够把你的舞台搭成一个什么规模的舞台,这实际上是记者要去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你要知道该怎么判断这件事,摆在一个什么背景下。

《城记》这本书我做了五十年的背景,《采访本上的城市》是试图去做古今中外的背景,到国外做了大量的采访,写了大量报道,写中国的时候我写到孔子的时代,这个背景搭起来很有意义,使我有了更多的发现。有时候我跟朋友开玩笑说,你看我能够走多远,就看我的第二本书。

 

问:你是多少年背景的记者?

答:当然希望自己的工作平台,越大越好。按我设定的这种工作方式,我觉得我越来越像个记者了,工作的平台在做大,我现在正在搭一个比较清晰的一百年尺度的工作平台。我搭了两个台子,《城记》是一个台子;通过去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报道,我又在研究国民政府的南京首都计划,那是另一个台子,这一拎就把民国的历史拎起来了。我要求自己必须去寻找最原始的档案,因为眼见为实,这能够帮助我把眼前的事情摆在一个准确的一百年的尺度来看。

通过这样的工作方法,我发现,孙中山、蒋介石和他们身边的规划专家,我都认识了。我突然发现过去我对孙中山先生的认识是那么的偏狭。我在同济大学做演讲的时候,就讲国民政府的首都计划,开头就讲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革命与建设纲领。前面八个字是革命纲领,可以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去讨论;后面八个字就是建设纲领,孙中山担心的问题,恰恰是中国今天必须处理好的问题,他知道中国一搞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就会导致不动产增值,他说若没有必要的税收调节手段,这样的增值落入个人腰包,就属于不劳而获,就会拉大收入差距,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所以一定要收税,涨价归公,开征地价税、土地增值税。这在1930年国民政府的土地法里得到明确的表述。

 

问:你在新闻现场看过那么多拆迁,体会到古建筑被毁的那种焦虑与心痛,你如何在报道或者书中保持客观平衡?

答:我要求自己必须在现场工作。看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拼命地说服自己像一个外星人那样来观察眼前的事物。

记者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像外星人看地球,人类永远在相互厮杀,居然还生生不息,这是为什么?肯定在人类的心灵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在对抗,这值得探索;第二个层面是,如果历史是一台戏,记者就是坐在最前排的观众;第三个层面是,记者要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当然光当小孩是不够的,小孩还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人明明光着身子却说自己穿了衣服,这社会不仅仅要有小孩,还要有成年人。

还有就是遵守职业规范,西方新闻界的很多经验值得借鉴。比如,我们说“重大题材”,人家说“吸引力”;我们说“权威报道”,人家说“好的来源”;我们说“真实客观”,人家说“平衡报道”;我们说“生动活泼”,人家说“细节”……我喜欢后一种方式,因为可控。中国文字有两种传统,一种是动词的传统,一种是形容词的传统,现在形容词都快把动词给覆盖了,什么都是“飞流直下三千尺”。

因为工作关系,我看过很多古代的地方志。你看,司马迁的《史记》,他用的动词多好!笔墨很省,但很准确,不给你再解释的空间,形容词有太多再解释的空间,这是大忌,新闻的语言是不能给出任何再解释的空间的,特别是新华社这样一种媒体,必须“精确打击”,用最严谨、最省的笔墨去谈天大的事情。

 

问:《城记》出版时,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答:当时只是认为,这书不管写得好不好,但书中所描述的事情,一定是大家关心的,我希望自己能够为此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没有想到会得到那么多好评,我只能说,运气不错,我只能更努力更细致地工作,不辜负大家的鼓励。这也说明《城记》的工作方法是对的,就是平衡报道,对任何一方不采取立场。当记者要像陈寅恪学习,他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也就是说写历史,必须要对每一个你书写的对象表一种同情,要跟他保持同一境界,做到真正了解,才能去写他。

记者应该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去表现我们生活着的这个复杂的世界,表现新闻事实与人性的复杂性与争议性,最后还能皈依简单。这是一个我们要运用的工作方法。记者这个职业能够为人类社会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尽可能提供真实完整的事实。事实包含着真实、完整、本质这三个层次,真实的不见得是本质的,完整的才是本质的,做到完整的时候,本质那一面自己就会出来,就用不着你添油加醋。捕风捉影,拉出来就说谁是千古罪人,这是很远离我的写作的。

 

问:有人认为《城记》是你的业余工作。

答:看你怎么理解,我说这不是业余工作。我在工作当中遇到很多很多这种在现场不知道怎么理解的事,迫使我去做这些,我做了这个工作之后能够给新华社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我相信,这个工作对于探索中国与人类的历史也是有价值的。所以,《城记》出英文版的时候,有外国学者认为这本书应该是人类知识仓库里的东西,它还被编入了大英图书馆图书在版编目。

 

问:下一步的出书计划是什么?

答:我一直希望给梁思成先生好好写一本传记。给梁先生写传要搭好几个舞台,《城记》就是给梁先生写传的时候搭的,是1949年之后的舞台,还要再给他搭一个1949年之前的舞台。我最近在研究国民政府1928年定都南京之后做的首都计划,那是非常壮丽的一个舞台。关于这个题材,去年我参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报道时,给《瞭望》写过两篇报道,一篇写的是当时南京当局要拆除城墙,后来引起争论,停下来了;一篇是关于孙中山先生的建设思想的。后来我发现,这两篇报道所包含的内容,都折射在国民政府的首都计划之中,对我们今天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已经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找到一批非常珍贵的档案,我跟我太太说,我要尽点孝心,前辈留下这么珍贵的东西,他们肯定想到会有后人来好好看,好好整理,我看到那些档案真是很激动。有了这两个舞台,我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了,这就跟工作结合在一起了。

 

问:对年轻记者成才有什么建议?

答:从到新华社工作开始,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对人类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兴趣,我的工作、生活更加丰富,我热爱这个职业。我认为,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一个职业的底线,搞写作的人心里面必须是一汪清泉,不能被搅浑,一旦浑了就怕回不去了。

我们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特别是随着传播技术的飞速前进,记者的职业的门槛越来越低,人人都是记者,都有微博,可以做到新闻事件的同步直播。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记者这个行当呢?如果还需要你这个记者,就是因为你是真正理解这件事的人。今天,我们已很难成为第一个报道者了,因为互联网一下子就“报道”开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争取成为独家新闻的发布者,保持住这样的姿态。我还想说的是,我们必须去做第一个能够理解这件事的人。这就要有方法,要把你的知识背景不断放大。历史学是任何学科的基础,尤其是在今天新闻职业面对那么大的挑战的时候。

记者的工作就是要在一个总的思考之下,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去写。我经常跟年轻记者说,最佳的状态就是完成一个报道之后你觉得没写干净,如果你向我表示你没写干净,那我要向你表示祝贺,因为这意味着你还有下一个题目可以去写,你还在往前走啊!当然,要判断选题的重要性,最难的是这个,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选题,怎么告诉读者你要关心这个选题,这个选题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说到这儿,我会想起新华社的光荣传统——基本调研。我入社后不久,《瞭望》的汤华同志告诫我,说他认识的一位新华社的老前辈就专门给他讲过基本调研的重要性,就是调查研究无时无处不在啊!这不正是王国维所描述的做学问的三重境界吗?保持住基本调研的姿态,进入那三重境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选题的意义啊,也才能拿着自己的采访本,去真实地参与到社会的进步之中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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