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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历史的记录者——与北大同学交流

尊敬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同学们:

    您们好!

    老师把您们的听后感传给我了,我一一作了阅读,非常感动,受益良多。

    很荣幸那天能够与大家分享我的职业经验。

    我一边读一边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或发表的评论作了摘录,回复附后,请大家批评。

    很抱歉,由于近期工作紧张,回复得迟了些。此致

 

    敬礼!

 

王军

         2010年12月19日

 

 

问答录

 

同学:我最请教老师的是:作为一个记者确实应该给受众一个真实的答案,但是更多的记者只是局限于把某一个事件的真相报道出来就完成了任务,您是怎么愿意深入建筑这个专业层次的研究而并非满足于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呢?又是什么让您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作为一个研究型记者,您是怎样做到的?有什么可以留给后辈的心得、经验吗?

 

王军:我深入建筑这个专业,完全是因为这是新华社交代给我的工作。我1991年大学毕业后,到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城建口是我的报道领域。新华社要求记者作大量内参调研工作,这也迫使我深入这个领域,否则,就完成不了任务。坚持这么长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另外,我也结合自己的工作,开展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写作计划,现在大家看到的《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也促使我更专注、更安静、更深入地工作。在新华社工作,因为有内参工作,必须调研,所以,我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拓展及探索问题的机会。我的好奇心很强,这样的探索让我非常愉快。既然自己喜爱记者这个职业,就应该非常认真、非常开心地去做。

 

同学:像陈独秀这样的旧居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安全,我们应该立在什么样的价值观树立自己出发点呢?也很想知道王老师对这件事情有着怎样见解!

 

王军:陈独秀故居见证了中国近代史最为重要的一页——五四运动的发生。陈,也是中共的创建者,中共直接改变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命运。五四发动者、中共创建者的故居——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因为“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安全”就应该被拆除吗?房屋危破了,把它修好就是了。陈的故居,是文物保护单位,其存废是受文物保护法约束的,它涉及的,既是文化问题,又是法律问题。您说,我们应该持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同学:在对燕南园的改建问题上,曾经有同学对此做过调查,结果具有倾向性,即是大部分调查者反对改建燕南园,认为对燕南园应该妥善修护,维持原貌。可以从调查中看到,人们希望保住燕南园是因为它承载的光芒与智慧。但是作为一个物质载体,承载了太多的大师精神,见证了无数的风云更迭,但是这种精神价值在于建筑本身吗?把几处住宅修复的漂漂亮亮大家饶有兴趣的去参观,之后真的就会有精神上的升华吗?不知王军老师是怎样看待这样的问题的?

 

王军:燕南园,不是一堆建筑材料的拼凑,她是精神的载体。这个载体没有了,精神何处寻觅,何处见证?“这种精神价值在于建筑本身吗?把几处住宅修复的漂漂亮亮大家饶有兴趣的去参观,之后真的就会有精神上的升华吗?”这样的提问已包含了某种判断。要是承认精神的价值与建筑实物无关,凭吊历史建筑不会有精神上的升华,那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一切活动都值得怀疑了。在燕南园,您看到为真理而战的马寅初先生的故居,难道就不会心生感动吗?

 

同学:这部纪录片的制作人欧宁先生在介绍时说过,因为城市不断向郊区拓展,而大栅栏这种老城中心区基础设施落后,再加上这一地区建筑限高的规划政策令发展商望而却步,旧房交易市场无法盘活,造成精英人群不断外移,空心化越来越严重,外地低收入移民大量涌入,这一地区的贫困和衰败现象开始凸显。说白了,就是大栅栏地区在2005年时已成为典型的贫民窟,在煤市街地区的居民们,很多人每天食宿生活费不足8元。影片中的主角张金利自己经营着小酒馆,与其他居民相比可以很好的维持生活。但是他却成为了大栅栏地区最著名的钉子户,最顽强的人之一。我在想这是不是能够体现 王军老师所说的身份社会中的空间不平等,而张金利即是勇于反抗的典型呢,而且这部影片是不是能够展现,王军老师重点提到的政治、经济等因素造成的空间文化,进而体现的人们生活方式问题哩。

 

王军:前门地区的衰败,是黄金宝地上的萧条。关于这一片区域的问题,我在《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有专门调查,我也写过一篇文章涉及这方面内容,可供参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03df60100bxpr.html

我说的“身份社会中空间是不平等的、契约社会中空间是不均衡的”,与张金利们的故事也有一定关系。由于中国没有征收不动产税,张金利们在优质地段经营是不需要缴纳不动产税的,而优质地段往往积累了最好的公共投资,比如,前门地区配套了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在内的大量公共服务资源,但这些公共品的投入及保养费用的支出,政府无法通过不动产税回收,于是就采用拆迁卖地的方式回收,导致了悲剧。在这方面,我写过一些报道和评论可供参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03df60100ghh8.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03df60100i8ed.html

占有优质地段不缴税(往往是权势部门及人群占有最多),即不公平,即“身份社会中空间是不平等的”。如果缴了不动产税,就是公平占有了(不动产税以市值为税基)。有了不动产税(税即契约),空间就不是不公平的了,因为占多占优者多付费。此时,我只能说空间是不均衡的,因为公共品的提供,无法做到在任何区域的投入都完全一样。目前开征不动产税(国内也叫物业税)还存在许多问题。我也写过文章可供参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03df60100hrul.html

 

同学:记者与城市,是可以被一种特殊的牵挂所联系在一起的——记者可以不必成为报道最新事实的那个人,而可以从一种文化、历史与人文的角度来追溯和记录一些事情。

 

王军:不能说“记者可以不必成为报道最新事实的那个人”,而应是必须报道最新事实。《城记》一书的第一章,即最新的事实,把这些事实放到半个多世纪的背景下观察梳理,此书乃成。

 

同学:讲课一开始,他就给我们推荐马氏、推荐陈国华、推荐司马迁……

 

王军:不是马氏,是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3)。

 

    同学:我的问题是,一方面,这些拆迁户(大部分为低收入者)面临巨大的购房、债务压力;另一方面,在一些人看来,拆迁拉动了房地产发展,房地产带动了城市经济发展,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所以我想请问一下王军老师,在经过了这么多采访与调查后,您对解决拆迁问题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另外,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或者在这种矛盾下,媒体应该秉承一种怎样的报道立场?媒体又能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做些什么?

 

    王军:生命的自由、尊严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任何一种发展,都不能挑衅这一价值。拆迁涉及大量公共政策问题,但认识它并不复杂,关键是您把生命放在什么位置。有兴趣可翻翻我的书《采访本上的城市》,其中有专门的剖析。媒体的立场,永远是追求事实真相的立场。

 

同学:中国是一个有着长久的城市文明、如今过度城市化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乡土社会。形式上的契约文明没能阻碍实质上乡土文化的渗透。假如国家法案令行禁止,城市规划尽如人意,应该确能促进社会公平。但事实上,乡土文化在阻挠法治和契约生效——究竟是城市的畸形发展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公平、社会契约的实现,还是中国社会的契约本身存在问题?解决中国城市规划不合理的问题,要从推举好的方案入手,还是因面临制度问题和乡土文化的裹挟而难以入手?在中国,城市规划能否通过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而带来真正属于城市的契约文明?

 

王军:中国并未发生“过度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率不及50%,世界城市化率已于2007年超过50%,发达国家多已达到70%以上。这位同学讲的乡土文化概念需要更明确的定义。在社会学上讲,人与人的关系包括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前二种是传统社会型,后一种是现代社会型。这样分类就好讨论了。

 

同学:王军老师提到他认为档案历史比口述历史更可信,要敢于质疑口述历史。确实,口述历史有可能出差错,有可能“成王败寇”,有可能断章取义,需要经过检验核实。不过我觉得从另一方面来说,口述历史也有档案历史不可企及的优势——它更鲜活,更生动,更容易把人带近那段历史,而不像档案记录那么冰冷。

 

王军:记忆者有自己的偏好,也多存误差。所以,需要更多的怀疑与核对,需要多个来源的证实。我并不认为档案记录是冰冷的,历史是活在这些档案中的,只是需要我们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同学:记者要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必须坚持独立观察,做好文化报道实践。

 

王军:请记住米兰昆德拉所言:“我们人类更乐于居住于一个有秩序、清洁和透明的世界,在其中,善与恶,美与丑,真理与谎言,均一清二白,从无混淆,如此一来,我们便可确认事物的面目,去向何方,以及如何前行;我们梦想着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无需费力思考,便可做出判断与决定。正是由于我们有此种梦想,才使各种意识形态从中诞生——它们如厚重的帷幕,让人视而不见。”

 

同学:在我的印象中,记者应该是第一时间报道新闻,甚至某种程度上是新闻事件的见证者。可是王军这样的记者却是在故纸堆里探索发现,为什么还是执着的称自己是“记者”呢?

 

王军:为了报道今天,我需要了解昨天。关于我对今天的报道,您可以看我的《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还有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wangjun

另外,在我看来,《城记》也是关于今天的报道,这本书,正是从今天的北京写起的。

 

同学:从古自今,北京这座城市一直具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着众多的人来到这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里的人们慢慢地适应了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也习惯了一大半时间被堵在路上;人们对798、宋庄等现代文化产业格外关注,而对琉璃厂、国子监等传统建筑却相对冷淡。这不禁引起了我的思索:城市的竞争力究竟在哪里?

当下的北京城,古老的城墙已被拆除,一些名人故居也没有很好地保留下。如果说,一个城市的发展势必要拆除越来越多的古建筑,那么,这个城市的文化还剩下多少?对后人来说,又应该到哪儿去寻觅历史,到哪儿去寻找能给我们带来沉思的建筑?

除了上述关于城市的问题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在课堂上曾经提到过“成百家之言”。作为一名记者,在访问了解事件的过程中,的确应该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以便更真实、更全面地了解情况。但是,我想请问:对一个事件通常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看法,那么,在报道中,记者究竟该如何平衡各方的说法?记者的主观判断是否会对事件报道有诱导性的影响呢?

        

王军:记者应该毫不犹豫地对事物作出判断。平衡,并不是公说公有道,婆说婆有理,到记者这儿就没理了。您看看我在《采访本上的城市》里的前言和后记吧,我的博客里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03df60100aso1.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03df60100ayfz.html

那就是我的思想武器。我不懂什么叫“诱导性影响”,我们为什么要去诱导别人呢?我们为什么不让事实自己去说话呢?

 

同学:这种拆与盖让我在想我的家乡会走向何处?如何才能做到发展和存留历史两不误?为什么不在建设的同时对历史也重视一点呢?

 

王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发展又要保护。

 

同学: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一切,我们的交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在场”。我们生活在看不见的电控空间,虚拟社区、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给我们各种的满足和需要,网络会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随时接入。你说,我们是因此更接近,还是更遥远?像不像城市功能分区、高架桥、高楼?……来来,我们现在呼吁,多一些线下活动,多一些社区交流,去敲敲邻居的门吧,告诉他今晚你们家包饺子一起来尝尝,去向邻居们借酱油食盐香葱吧,尽管你们并不相识,但你们确实是有地域联系的,不需要网上订购便利店的快递。

 

王军:很深刻的评论,非常赞赏。

 

同学:模糊真实和虚拟的界限的不可容忍之处,在于它会影响人们的判断进而误导人们的行为。有人会说,如果虚实结合所达成的效果和目的与虚实分明是一样的,甚至更好,又有什么不能容忍呢,这无非是“术”和“道”的问题。这不过是诡辩。对于文学创作等,也许虚实本身就是相融相生的,因为再伟大的文学创造也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对于记录者来说,虚实不两立。

 

王军:非常赞赏“对于记录者来说,虚实不两立”的评论。

 

同学:让名人故居重新住人,为现代人提供居住空间,是节约资源的做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也很容易破坏故居的原貌。人们总是会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布置家,一旦名人故居成为民宅,它原来的面貌就会被大大地改变,而文物保护部门怎么可能时时监督?!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由于舆论的压力,文物部门责令居民恢复原貌。但有些破坏是不可逆的,一些旧时的痕迹,再也回不去了。此外,一旦故居变成民宅,它就是一种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杂合体,游客想要前去参观,恐怕还得征得主人的同意吧。

当然,也有人认为“故居变民宅”是对古建筑的保护,至少它不至于招致直接被拆除的命运。那么老师对“故居变民宅”的现象如何看待呢?

 

王军:如果这个故居已是博物馆,就没有必要故居变民宅了。如果这个故居已是私人的不动产,本身就是民宅,而且这个故居是具有重大价值的,就应该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并按照文物保护法来施行保护,规定不能破坏原貌,并原材料原工艺加以保养,在维修中,须报文物主管部门审批方案,有专家指导,房产人因此受到的限制,应该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来鼓励。

 

同学:是不是王军老师和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点什么去把能够挽留的先救下来,这是对文明的爱护和发展。

 

王军:我的工作一直包括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加入进来。

 

同学:这节课很高兴能向《城记》的记者提问,我想了解关于更多的问题,提问如下:

1、王记者在文化报道的书中会提到一些关于拆迁的问题,但是拆迁在当代还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有些数据和一些材料很难收集,请问王记者是怎么样收集材料,整个过程一直到出书,没有什么政府的限制,或是在舆论自由上遇到问题吗?

2、还有,您在课堂上提到了一些关于“叙述是最为深刻的分析”可是我想知道,就是这样简单的叙述,如果对于读者来看您写的报道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比较乏味呢,而且仅仅是叙述,是不是会让人觉得你的感受和观点没有彻底说清楚呢?

 

    王军:关于第一个问题,基本资料的收集方面,当然是要准确的、权威的来源。一般来说,重要的来源有三,一是拆迁人,二是被拆迁人,三是拆迁审批部门。对这三方都应该进行采访。而现实情况是,往往只有被拆迁人(拆迁范围内的居民)愿意配合记者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另外两个来源记者就自动放弃。记者应该向每一个当事方提出采访请求,再如实报道他们的回复或接受采访的内容。当然,“深喉”是需要的,这要靠长期的积累。采访城市规划领域的专家,或项目规划设计单位,也可以得到重要的信息。官方的数据来源,还包括统计局资料、政府公报、相关职能部门的官网等,这些都应该去查找。还要通过——1、网络搜索引擎检索;2、学术论文网检索(比如中国知网);3、图书馆资料检索(比如国家图书馆网站)——去查找相关信息。敏感题材的报道,往往会遇到官方阻力,这不足为奇。我的体会是,在这个时候,必须提高自己专业化的能力,不能出现任何技术上的失误。另外,工作的速度一定要快!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的理解是,叙述不是婆婆妈妈,而是用消息的语言——动词——来表现事实,而且,必须是平衡地表现事实,表现事实的复杂性、争议性,这是一个悬念丛生的过程,怎么可能乏味呢?

 

    同学:中国的现代化速度太猛烈了,机器的暴力之中,传统文明遭遇了强行的瓦解。城市只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符号。文字呢?对于我的这个问题,王军老师的回答很乐观:“我们的文字不会消失。”然而,这是真的么?文字作为文明的主要载体,随着媒介的不同,其内涵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写这个动作,是不是已经快要被遗忘?而与之共存的思维方式是不是也已经改变?

 

    王军:不同的语言方式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字记者与电视记者、摄影记者的工作方式虽然不同,但是真正优秀的记者,内在的情怀是一样的,都保持着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关注,并予以不断地揭示。尽管电视记者、摄影记者的文字书写量比文字记者少些,但其中的优秀者都是伟大的写手,因为这代表了他们的思维状态。

 

同学:现在中国的不少省市都在试行“土地换户籍”的政策,允许进城的农民用家乡的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换取他们在就业所在地的户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让城市扩张和就业增加的地点一致起来。就拿我所在的山东省来说,很多地区的农民都住进了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好的小区楼房内。而他们原有的土地要干什么,相当一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对这种现象应该如何看待?是否城市化要依靠农民进城住楼房来体现?合理的城乡规划是否就要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大片一样的楼房小区来安置农民?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种好的城市化过程或者合理的城乡建设。

上节课王军老师说,建筑也是文化的体现。如果城郊多了的建筑都成了风格单一的住房楼,我认为很无趣,它体现的就是政府的统一规划意见而已。原本的农村居所,一定是有农民们强烈的个人色彩、意愿和民风民俗的,比如房门的朝向、庭院的大小和布置等等。但是现在他们被请进了一样的住房。不说楼房是不是真的比农村的土地值钱,但真的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喜欢去住楼房的。

我觉得,这么一致的建筑,也会一定程度上抹杀人们的个性发挥与创造。

我也想知道王军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谢谢。

 

王军:您讲的这些情况,涉及到许多决策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被这些决策影响的农民都没有真正参与到决策过程之中,甚至是完全被排除在外。历史上许多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1950年代的人民公社运动就是这样的决策过程,其结果,以大饥荒收场。而真正的进步,像小岗村在1978年的改革,可贵之处在于农民在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农民上楼,是被强迫的,不是自愿的,这可能是悲剧的再现。

 

同学: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火候”的拿捏……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王军老师说过,他当初有向毛主席身边的人资讯过,可是没有得到回复……我们在向这些大人物询问一些情况的时候,应该如何入手,如何把握,一般是在自己在什么样的高度的时候可以联系这些人?

 

王军:不是没有得到回复,得到了相当有用的资讯,只是老人家不愿当面跟我说一些事情,通过秘书告诉我不少。在您开展工作或接到任务的任何时候,甚至应该是在第一时间,就跟这些最重要的来源联系。我是以写信的方式与他们联系的,一是介绍我的工作,讲明这些采访的重要意义,这对被采访者来说是一种尊重。如果被拒绝,也没关系,只要持之以恒,您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同学:每一篇报告文学都是时代的产物,尽管不可能像新闻报道那样及时,也不如纯文学作品那样具有艺术性,但是报告文学的确存在自己的价值。它在读者和那个特殊的时期或事件之间建立了一条心灵的桥梁,在这种真实的虚幻感中去体会历史。

但是我不知道,新闻作品是否有必要在事件和读者之间建立一条心灵的纽带。报告文学的目的除了还原历史,就是要打动读者,而新闻作品也需要这种动人的效果吗?

 

王军:报告文学多是作家在写,他们往往缺乏新闻工作的专业训练,不是通过准确、全面、平衡地报道事实来进行工作,甚至许多报告文字是以虚构情节来堆砌情感,以创造宣传效果——如果这也算是动人的效果,就值得警惕了。同学们通过大学的专业训练,应该能够判断这类情况。我的体会是,记者应该以最平和、克制的语言,来报道最让人心惊动魄的事实。根本不用添油加醋,因为事实本身就在说话,它本身就会打动人。

 

    同学:在听课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在思考:那么,我们的城市还要不要发展?那些在发展过程中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占地、拆迁我们该怎么办?对于在主城区占地面积大的旧城(包括建筑、文物等),除了拆掉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王军:公共利益可以征收土地是世界通则,中国的情况是非公共利益(旧城改造中的房地产项目)也可以征收,导致许多问题。这当中涉及许多制度设计问题,特别是涉及1982年城市土地国有化、停征城市房地产税(即不动产税)之后的路径依赖问题。目前,从土地财政走向重新开征不动产税是大势所趋。旧城,并不是只有拆除一条路。像北京旧城,它是人类伟大的遗产,只占中心城面积5.76%,根本没有拆除的必要。现在,由于半个多世纪在旧城上建新城,导致严重的单中心城市结构,迫使大量人口进城上班,出城睡觉,使全市功能出现紊乱,导致巨大拥堵,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同学:对于这节课,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王军老师。老师一直都在感叹城市的文化遗产在不断流失,确实,这是目前我们所处的文化大环境。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一些文化的回流现象,或是古文化换新包装之类的,像儿童国学大讲堂、祭孔大典等这些活动。我想知道老师是如何看待这些现象的?

 

王军:孔学、祭孔,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复兴。中国的文化复兴,应该是诸子百家、思想自由,这是看得见的传统。

 

同学:在《城记》一书的写作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时刻,由于对北京城的热爱以及对于北京城毁坏的唏嘘,您的情感超越了理智,想要甚至可能已经偏离了事实本身,没有足够理智和客观的还原北京城变迁的历史呢?

 

王军:数年前,《南方周末》采访我时就这样提问,当时我的回答是:我经常提醒自己。我认为记者应保持三种状态:第一,他应该像外星人那样来观察地球表面上人类的生存状态;第二,如果历史是一台戏,记者就是坐在最前排的观众;第三,《皇帝的新衣》寓言里那个说皇帝光着屁股的小孩是记者。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只需如实地把等号左边的东西拿给读者就够了,结果大家当然算得出来。我是一个容易“发狂”的人,也许正是因为太狂热地爱着,心存敬畏,不敢胡来,一直小心翼翼。《城记》就是这样一本小心翼翼的书。

 

同学:王老师您好,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让我想法颇多,随之也产生了许多问题。

我们的社会发展到现在每个时期都会有一种“势头”,一旦出现整个社会便会出现一种潮流,您是怎样看待今天我们社会的发展趋势的?这种趋势或对或错,但总会有先知先觉之人发现,一旦社会发展出现问题,我们是否能去做些什么?

您在课上说写完书之后自己就像在用一个外星人一样的眼光来看这个城市,这么说是因为您感觉自己已经对这个城市的发展尽了最大努力吗?虽然您的书已经引起了反应,我们有了新的城市规划图,但是却跟无的存在一样。您对这种状况怎么看待?

我们现在努力的去让我们的社会变好,但是去不得不面对各种阻力。即便向您这样的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成就的人,但是没有强有力的支持所做出的贡献也是有限的。所以是不是即便我们想法是好的却也不一定能改变什么?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本身就在做着一种实验,直到有一群人具备了各种条件,家庭背景、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以及朝前的发展意识后才能真正的去撼动整个社会。就像英国人在1601年便知道柠檬汁能够治疗坏血病,却直到1974年出现了一个比发现这种治疗方法的医生,更有名望和社会背景的医生并最终在一位上将的帮助下才让海军采纳了这种方法一样?

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一名新华社的记者您本身在出席众多场合的时候,是否会产生一种超然与其他报社记者的感觉?

 

王军: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像记者那样去工作,像春秋时期齐国太史兄弟数人前赴后继记录“崔杼弑君”那样去工作。做记者的工作,是我的心灵需要,我不会在意我的工作是否会改变这个世界,我真正在意的是我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在工作,我能够把我的工作质量提高并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是历史的记录者,我们这样去做,是为这个世界提供沟通的可能,有了沟通,才会有爱与和平。

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我并无任何优越感。相反,压力会更大。我供职的这个机构,有着光荣的传统,也承载着同样可观的历史包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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