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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华揽洪先生

 

拆不倒的丰碑

 

    文/王军

 

    2004年6月3日上午,在巴黎的一处普遍公寓里,我见到了92岁的华揽洪先生。他在家里穿西装打领带迎我,脸上是慈祥的微笑。这位作品被收入《弗莱切建筑史》的建筑大师,恳切地问我一句:“如果你在巴黎有朋友想找人设计房子,不妨给我介绍介绍。”我说:“北京有项目您愿意吗?”他摆了摆手:“我老了,北京太远了。”

    今年9月16日,华揽洪先生百岁生日。12月12日,噩耗传来,华先生在巴黎逝世。他这一生,寿而多舛,创作力最旺盛的壮年,是在他的出生地北京度过,竟无情地被政治风云吞没,上帝给这位天才建筑师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啊。

    本来,他是大有机会的。这位中国父亲与波兰母亲的儿子,在法国攻读建筑的学生时代,就开始了职业生涯。1937年,他在巴黎郊区设计了一所宠物医院,是当时少见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二战中他去了马赛,1942年参与了马赛市的扩展规划方案和Michelet公园的设计方案,1944年参与了土伦市的两个体育馆的设计。战争中法国很多建筑被炸毁,华先生在战后又把精力投入法国南方部分城市的若干重建工程:做了马赛MASSILIA港口的初步设计,为马赛老港街区和阿尔勒(Arle)市区设计了一些公寓楼。他还受法国教育部之托完成马赛近郊Marseilleveyre中学的设计——先是把一座古堡的功能改造为教学用途,然后又在古堡周围设计了全新的校区。

    华揽洪先生在法国做了五十多项大小不同的设计,事业蒸蒸日上。可是,1951年夏天,只为拳拳报国心,他毅然携全家回到中国,先后出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会第二总建筑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在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殿堂里,他堪称第一人——在那个时代,在中国杰出的建筑师当中,只有他,是如此不妥协地专注于现代主义建筑创作,而不是将此种创作当作选项之一。他竟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他一回到国内,现代主义建筑就遭到主宰中国建筑界的苏联专家围剿,后者发起了一场被称为——“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斗争在建筑理论、建筑思想领域里的反映”——的批判。一时之间,复古主义思潮笼罩设计领域。1955年,毛泽东发起对复古主义的批判,却不给现代主义“摘帽”,建筑师们无所适从。就在那时,华揽洪先生一边撰文为杨廷宝先生设计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北京和平宾馆辩护,一边完成了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里程碑——北京儿童医院的设计。1957年,梁思成先生赞曰:“这几年的新建筑,比较起来,我认为最好的是儿童医院。这是因为建筑师华揽洪抓住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不论开间、窗台,都合乎中国建筑传统的比例。因此就表现出来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梁先生一生致力于建筑国故之整理,以图建筑文明之再造,他发现中国传统建筑纯粹的框架结构法、模数制造法等,正是与现代主义相通的,这正是再造中国新建筑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在儿童医院成为了现实,后者当之无愧地被收录于《弗莱切建筑史》第二十版。

    可是,华揽洪先生的探索在1957年戛然而止。在整风鸣放中,他对苏联专家指导的北京城市规划提出不同意见,批评北京城市建设“把庞大当成伟大”,对苏联式复古主义不屑一顾:“在莫斯科大街上不能睁眼,苏联建筑太恶劣。”没有任何悬念,他被打成了右派,无法再正常执业。1979年被平反时,他已退休了,返回巴黎定居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华先生精心设计的儿童医院的标志——被誉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纪念塔的“水塔烟囱”,竟在2008年1月,不顾建筑界人士的激烈反对,在一项拆除北京城区废弃烟囱的计划中被夷为平地。这处建筑杰作的命运,与设计者的命运,竟是那样般配。没有人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华揽洪先生,他要是知道了,真不知还能不能活到一百岁。北京太远了,他的腿力已不及,实在是太好了!

    行笔至此,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华揽洪先生慈祥的微笑。在巴黎的那一间公寓里,他对我说:“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今日建筑》杂志经常介绍现代主义建筑,对我帮助很大。可是,学校里的许多老家伙根本不懂现代主义,说话就是一股老态。”说到这儿,华先生以年愈九旬之躯摹仿那些“老家伙”的老态,令我忍俊不住。他接着说:“有一次,我跟一位老师介绍密斯(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先驱),那位老师听不懂,问我:哪位小姐?(小姐的英文读音与密斯相似)”闻罢,我笑出了眼泪。今日,却是别样的眼泪。华先生,您在天堂安否?

 

2012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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