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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高而稀”的城镇化模式

 

   《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里,我转述了建筑师崔恺先生2005年记下的一则故事: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印度建筑大师柯里亚在餐桌上向崔恺发问:“北京是个古老的城市,我很喜欢,但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建这么多高层住宅,破坏了北京水平的轮廓线。”崔恺随口答道:“是啊,但北京人口增长很快,盖高层也是不得已。”柯里亚闻罢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张餐巾纸,在上面画了10×10一组方格,并马上计算了起来:4个格子做20层同21个方格做4层在容积率上是差不多的,说明北京建多层建筑同样可以解决居住问题。柯里亚说:“印度也有严重的人口问题,但我们还是用高密度的多层建筑解决了,保持了城市的肌理和尺度,这是城市的特色。”崔恺把那张餐巾纸揣进了衣袋,留作纪念。

    今日重温这则故事,实是因为有鲠在喉,不吐不快。柯里亚所说的高密度的多层建筑与城市肌理和尺度的关系,值得再三解读,因为这关系城镇化的质量。今日中国的城镇化,多推崇高层建筑的模式,支持者举出的理由皆是中国人多地少,所以房子要往高处盖。大家看到的是“高”的好处,但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考虑到日照的因素,高层建筑多是“高而稀”,所谓“稀”,即楼与楼的间距必须大,以避免对周边造成不良的遮阳影响。这个“稀”,却是大大减少了项目用地内的建筑面积;而且,“稀”与“高”须成正比,楼越高,越得稀,这样才能少遮阳;相比之下,多层建筑因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遮阳问题,可以盖得密,这样,就大大抵消了因为层数低而在建筑面积方面的不足。柯里亚所说的在10×10的方格之内用4个格子盖20层建筑,或用21个格子盖4层建筑,容积率(项目用地范围内总建筑面积与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值)是差不多的,正是此理。

    柯里亚还道出了“低而密”的另一大好处——能够保持城市的肌理和尺度——这正是城市的品质所在。城市是否良善,在于它能否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多的生存与分享的机会。在这方面,“低而密”的优势明显,它宜于形成紧凑、连续的建筑界面,这正是街道产生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城市空间里,大量的临街面提供了充足的简单就业机会,土地的价值也得以提升。与之相比,“高而稀”却是一种典型的郊区模式,由于楼与楼的间距过大,稀稀拉拉,形不成紧凑的街道空间,也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环境里行走,干什么事儿都得车进车出。说到底,“高而稀”在平面上是汽车的尺度而非步行者的尺度。以这样的尺度定义的空间,往往是有路无街,为让汽车快速通过,城市道路要尽可能减少与两侧建筑发生关系,如同郊区的马路。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家庭的出行成本必然增加,因为你必须去买一辆车,甚至去买第二辆车,城市大量的土地也必须拿去建停车场。小汽车一旦成为城市生活的“组织者”,城市就会成为油耗大户,并是尾气污染的重灾区。而且,由于街道的丧失,家门口的小商业空间和简单就业的机会大大缩减,市民的日常生活不得不高度依赖大型购物中心;公共交通也会失去竞争力。试想,乘坐公交车去几公里之外的购物中心买下一周或数周的粮食,再乘公交车把那么多粮食搬回家,会是怎样的滋味?况且,公交车站还不在你的家门口!这时,你必须去为买一辆车而奋斗啦,高成本的生活就此开始。

    中国的国土以山区居多,可供城市建设的平原有限,人地关系十分紧张。正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必须集约使用土地,建设紧凑型城市。可是,中国城市的开发强度,即区域建设空间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已经过高(如北京的面积是1.6万平方公里,若扣掉不宜开发的1万平方公里的山区,开发强度已高达48%。相比之下,大巴黎的开发强度是21%,大伦敦为23.7%),人口密度却呈下降之势(2000年中国城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8500人,2011年降至7700人)。与此同时,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从本世纪初的32%蹿升至去年10月的57%,高于50%的国际警戒线)。应该说,“高而稀”的城镇化模式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这时,重温崔恺先生与柯里亚的那则故事,深掘其内在的意义,十分必要和迫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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