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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之命

城管打人或被人打,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已是高频率上演的“样板戏”。笔者写作此文之时,延安的城管队员跳起跺踩街边自行车店老板头部的影像,正在互联网上疯传,对城管的声讨再一次形成风暴。中央电视台的调查显示,此次城管暴力执法事件,起因于自行车店占用人行道停放待维修的自行车,而这条道路的两侧是禁止摆摊、禁止占道停放车辆的。城管队员与店主交涉未果,互暴粗口,终以拳脚收场。

此事令笔者回想起2006年8月11日发生在北京中关村的悲剧——在科贸大厦西北侧,37岁的北京城管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没收了23岁的河北人崔英杰用来售卖烤肠的三轮车和炉子,后者竟将手中用来切烤肠的刀,刺向前者的锁骨与咽喉之间……李志强成为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成立8年来首位因公殉职的执法人员。崔英杰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庭审中,他如此陈诉:“我哀求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就是请把我的三轮车留下,因为那是我头天刚刚借钱买的。”

一辆三轮车,抵得上一条命,甚至,还可能是两条命。如此“血酬定律”着实令人唏嘘。这一次,延安城管暴力执法未酿成命案,实是不幸中之万幸。中央电视台调查此事后追问:“这类问题频繁出现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环境在不断改善,人们的要求也在日益提高。城市管理模式也应该跟上发展的节奏,适应发展的要求。城市需要管理,而管理需要更加规范、更加文明。管理方式如何能够更加先进,管理队伍建设怎样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笔者想为这一串追问找一个答案,便将目光投向此类“样板戏”发生的舞台——城市的道路空间,却不无遗憾地看到,在今日之中国城市,真正能被称为街道者,是越来越少了。街是让人逛的,不能逛的只能称路。有路无街,已是许多城市之怪现状。逛街是人类创造城市之后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如今,我们却与它陌生了。城管,竟是加剧了这样的情况。

笔者并不认为商贩任意占道经营就是对的,而是希望提请大家思考:我们的城市为什么不能为这些讨生活的人——他们也是生活的服务者——提供最多的而不是最少的发展空间呢?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有言:“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城市最伟大的品质,正是它能够给不同阶层的人们提供最多的可以被分享的机会,可以让贫弱者活得下去,活得更好、更有尊严。而街道,正是大量提供这种机会的场所。

走在纽约曼哈顿的街头,你会一次次与流动商贩的微笑相遇。这个城市每平方公里养活了两万多人,街道功不可没。曼哈顿高密度的路网使街道的数量倍增、可供低端服务业发展的临街面倍增、土地的商业价值倍增、简单就业的空间倍增,它还允许流动商贩在规定的时段与地段,占道经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曼哈顿的街道生活险些被改变,市政当局欲把大马路插入市中心,激起市民抗争。在曼哈顿街头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建筑论坛》女记者简·雅各布斯成为这场街道保卫战的英雄。1961年,她出版了不朽之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大声疾呼: “快车道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终于,曼哈顿躲过了这场“洗劫”,清醒而自觉地依靠自身强大的路网和公共交通体系来维持运转,城市的步行系统与街道生活变得更加迷人。大家愿意到此聚居,并能活得更好,因为处处都是机会。

可是,中国的市长们倾慕的多是曼哈顿的摩天大楼而不是街道,多不能理解街道才是曼哈顿最伟大之处。他们干成了当年纽约市政当局没有干成的事情,将大马路横七竖八地铺入城市,并在道路两侧没商量地竖起围墙,倾力减少那里的商业活动,为的只是让车辆快速通过。如此建造的城市形同郊区,简单就业的空间被大大缩减,城管不幸成为此种“秩序”的维护者,一次又一次,被卷入可能让人活不下去的冲突之中。

其实,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终是因为它能够让人活命。无论是李志强,还是崔英杰,都该活得下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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