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王军 > 北京与伦敦的“有机性疏散”

北京与伦敦的“有机性疏散”

北京与伦敦的“有机性疏散”

 

    伦敦的“有机性疏散”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结局尚可称善。可中国的诸多城市却未能避蹈覆辙,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快速发展中,纷纷陷入当年伦敦所罹患的“大城市病”困境

文/王军

1945年10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大公报》发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针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城市出现的人口畸形集中、交通拥堵等问题,提出抗战后中国的城市建设必须避蹈覆辙,否则,“一旦错误,百年难改,居民将受其害无穷”。

在这篇文章里,梁思成对英国城市规划学家阿伯克隆比1944年主持的大伦敦规划表示关注:“现在欧美的大都市大多是庞大的整体。工商业中心的附近大多成了‘贫民窟’。较为富有的人多避居郊外,许多工人亦因在工作地附近找不到住处,所以都每日以两小时的时间耗费在火车上、电车或汽车上,在时间、精力与金钱上都是莫大的损失”,“伦敦市政当局正谋补救,而其答案则为‘有机性疏散’。但是如伦敦纽约那样大城市,若要完成‘有机性疏散’的巨业,恐怕至少要五六十年”。

伦敦的“有机性疏散”,确实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结局尚可称善。可中国的诸多城市却未能避蹈覆辙,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快速发展中,纷纷陷入当年伦敦所罹患的“大城市病”困境,尤以北京为代表。

1950年2月,梁思成与阿伯克隆比的爱徒、从英国归来的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认为必须推动城市各个区域的职住平衡,若将规模庞大的中央行政区设于北京旧城,不但城市拆迁耗资巨大,还会导致大量人口被迫外迁居住,又不得不进城上班的职住失衡状况,引发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城市问题。梁、陈建议在北京西郊设立功能独立的中央行政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大北京规划,恰如阿伯克隆比在伦敦所为。

可是,梁陈方案未获采纳,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北京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将中央行政区安排在旧城之内,形成“单中心+环线”的布局。在此种模式之下,北京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负面情形确如梁、陈所预料——首都成为了“首堵”。

北京目前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1944年阿伯克隆比笔下的伦敦相似。伦敦在1938年人口增至650万,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短缺等问题。1937年英国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后者于1940年发表《巴罗报告》,指出伦敦地区工业与人口的不断聚集,是由于具有活力的工业所起的吸引作用,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集中的弊端远远大于有利因素,遂提出疏散伦敦中心地区工业和人口的建议。

阿伯克隆比接受了《巴罗报告》的成果,划定一条8公里宽的环形绿化带围绕伦敦市区,外围环状分布8个新城。绿化带旨在防止市区蔓延,新城以疏解市区功能为目的。可是,后来的实践表明,新城建设的效果不甚理想——它们的规模采纳了类似田园城市的标准,平均每个仅容纳5万人,再加上布局分散,无法形成相对于市区的反磁力。事实上,新城人口大部分来自外地,反而增加了伦敦的压力。

为此,1960年代中期,伦敦编制新的发展规划,以三条快速交通干线形成发展长廊,在长廊尽端建设三个中心城市,终于形成了反磁力,推动了全市平衡发展。

比较1960年代与1990年代的英国城市区域“夜间影像”可以看出,伦敦的市区并未膨胀,城市的发展集中在市区的外围地带,这正是规划控制的成果。1960年代中期对大伦敦规划的修正也表明,新城必须有重点地集中建设,若分散发展,就无法改变中心市区一区独大的格局,无助于城市结构的调整。

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之后,认识到“单中心+环线”之弊,遂启动修编,制定2004年版总体规划,正是要实现“有机性疏散”之巨业。这一版规划的总图与1944年大伦敦规划的总图是如此相似,它以面积1650平方公里的绿化隔离带(即第二道绿化隔离带,位于北京的五环与六环之间)围绕北京的中心城,意在防止市区蔓延;外围环状分布11个新城,意在疏解市区功能。可是,北京的新城比大伦敦规划的新城还多出了三个,布局更为分散。

北京市虽然提出重点发展其中的三个新城——通州、亦庄、顺义,可是城市既有的功能仍在中心城内扩张,第二道绿化隔离带被不断蚕噬,外围新城发育不良,纷纷沦为睡城,使得城郊之间的交通大潮越发汹涌,拥堵与污染问题持续恶化。此种局面如不扭转,北京能否实现“有机性疏散”之巨业,还真成一个问题了。

刊于《财经国家周刊》

 
推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