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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难在哪里

 

        虽然保定将成为北京“政治副中心”的传言已被有关部门澄清,但这并不影响保定的房地产价格飙升——这是今年3月以来,中国北方的一场房地产戏剧,它准确诠释了房地产价格原理,也暗示了京津冀一体化机制障碍所在。

        行政中心设在哪里,哪里就会拥有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的投入,包括交通设施、学校、医院、公园、博物馆的供应等,会积淀为这一区域不动产的价值,并生成不动产的价格,变现为不动产持有者的财产性收入。中国目前对这一财产性收入尚未开征不动产税,在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着房价的上涨,不动产拥有者便能切割到巨大的发展红利。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去竞争保定的房子了——如果“政治副中心”属实,那里的公共服务投入必然呈现跨越式增长,当地的不动产价值必然获得巨大的增长空间,不动产持有者必能切割到巨大财富;“政治副中心”不属实也没有关系,因为中国尚在城镇化过程中,这个过程的本质就是政府在持续地提供公共服务,这必然会提升不动产价值,并“自动”向不动产持有者分配利益。由于没有开征不动产税,在这个阶段,任何把钱变成房子的行为都能不劳而获。

        所以,以逐利为天性的资本进入了保定的房地产市场。虽然“政治副中心”只是一个噱头,但京津冀一体化已进入高层视野,这意味着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存在高增长预期,对保定这样的京畿城市来说,不动产增值空间可想而知。

       中国城镇化面对的一大问题是,城镇化在向不动产持有阶层持续地输送利益,政府却不能像欧美城市那样,通过不动产税持续回收公共服务投入,这加大了阶层分化,还对京津冀协调发展这类区域性问题的解决构成挑战——因为没有开征不动产税,中国的城市政府缺失了与自己的事权(公共服务)相匹配的稳定的税收渠道,其主要收入,一靠卖地,二靠产业。这使得城市与城市之间无法实现水平分工。工业即便有污染,天津得搞,河北得搞,北京也得搞,因为不搞,地方财政就难以持续。

        京津冀协调发展,从学界到政界呼吁了20多年,可雷声大、雨点小,症结就在这儿。这三个地方都要竞争产业,又必然是同构竞争,甚至是“你死我活”。在这样的情况下,京津冀如何协调得起来呢?

        并不是地方官员的觉悟低、素质差,乃是游戏规则使然。天津搞了汽车,北京接着也搞,而且能举出更加充分的理由:中央向北京市交办的“四个服务”中,头一个即“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服务”,这必须有充足的财力来保障,可中央未设首都财政,首都地区的公共服务主要由北京市政府供应,这意味着北京市必须做大经济规模以充实财力,这样的话,北京还有什么产业不能搞?

        于是乎,北京成了万能之城。1990年代,全国统一划分的工业部门有130个,北京就占120个,为世界各国首都罕见。北京的重工业产值一度高达63.7%,仅次于重工业城市沈阳;进入新世纪之后,尽管搬迁了首钢,北京市还得把做大产业规模作为一个重点。有关部门去年的调查显示,北京市工商用地两者总比重已达到22.9%,其中工业用地占19%,商业用地占3.9%,远高于国际大都市(包括大伦敦、纽约市、东京都、大巴黎地区)5%~12%的工商用地总比重。

        面对如此情形,不改变游戏规则,仅以行政力量来推动北京城市功能疏解、京津冀一体化,必面对许多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三个地方很难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如果有了不动产税这个工具,情况就会很不一样。以美国为例,不动产税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29%左右,占城市税收总收入的75%左右,且是一年一度稳定的经常性收入。相比之下,国内城市来自工业的增值税是其经常性收入的主项,却是地税与国税分享,国税还分走了大头;土地出让收入是“一锤子买卖”,在国内城市财政收入中占比虽高,在2009年接近50%,却不稳定。如果开征不动产税,将之列为地方财政稳定的收入渠道,则可有效降低城市政府对土地财政及工业税收的依赖。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有这么好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不动产的价值能够获得如此充分的保障与提升,开征不动产税则可解决大问题,它还需要如此竭泽而渔般地与天津、河北进行产业竞争吗?

        所以,观察京津冀一体化,一个很重要的看点是:不动产税(即房地产税)的开征已被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列入顶层设计事项,它将如何作用于区域发展的国家战略?此乃中国新型城镇化能否“脱旧入新”之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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