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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脉传承之道

城市文脉传承之道

记录整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军

随着中央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再强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及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成为建筑与城市规划、文化遗产界人士积极探索的课题。

近年来,一些城市出现的大拆大建历史街区、兴建怪异建筑以夺人眼球的现象,引起广泛关注与批评,也提醒人们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何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人居环境思想中汲取营养,建立文化自信?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的建筑文化?

围绕这些问题,《瞭望》新闻周刊特邀部分学者参与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加强对中国古代人居环境思想的研究,探索中国人居发展的历史规律,进而针对当前问题,通古今之变,谋复兴之道。

与会嘉宾(以发言先后为序)

吴良镛  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单霁翔  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

程泰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设计及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筑境设计主持人

杨保军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赵燕菁  厦门大学教授、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常务理事

实现中国新时代的文艺复兴

吴良镛:要做好中华文化传承这篇大文章,在建筑与规划领域有许多认识问题需要解决。近百年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我们对本土人居缺乏基本的认识与自信,甚至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习惯在西方体系形成的模式下思考、认识和解决问题;我们的建筑、规划、园林教育对中国体系也缺乏应有的重视,使得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改观。

对本土文化,我们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就是要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的好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把我们文化中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经验。中国人居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应该有历史和民族的责任感,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文化自觉的精神,对其作系统的认识和研究,将中国古代人居中积累的思想财富加以升华、提高,实现中国新时代的“文艺复兴”。

纵观中国人居环境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基本观念贯穿始终,这就是中国人强烈的环境观念,这种观念放大而为“天下”,凝缩而为家园。中国人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实践着人居的理想,创造了人居的辉煌。这是中国人居史的一个独特现象。

中国古代人居规划设计蕴藏着丰富且极具智慧的观念、理论原则和技术方法,它们构成了可与西方规划设计理论并驾齐驱的东方体系,但是对这一领域的发掘研究仍然十分不足。在当代的规划设计实践中,专业规划设计人员仍主要依赖西方理论的指导,较少关注甚至抵触中国传统的理论方法;在规划设计教育中,相关的研究教学也仍有很大的拓展和提升空间。

中国人居环境的营造活动自始至终都是以“整体环境”的营造为出发点,而非专注于一座建筑的设计,或钟情于一片风景的塑造。中国建筑、规划、园林三者的学科划分是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历史上并没有学科的概念,而是在环境本位的理念之下,整体体悟环境,将各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巧融会贯通,采用“三位一体”的营造方略,纳若干关键之处成一有意义之骨架,笼万物于此,再成统一视觉连续之“景”,从而建立人居环境整体的秩序。所以,要以这三个学科为主导专业,整合更多的外围学科,建构一个开放的人居环境科学体系。

遏制大规模危旧房改造对文化的破坏

单霁翔:文脉是城市的品牌和个性,是创造与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和财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通过和修订、我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的提出、《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发布,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公布执行等,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撑。政府强化了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责任,并引导公众参与保护。

但是,体现并延续城市文脉,还是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第一,“旧城改造”中,一些城市的大拆大建,不仅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而且使很多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历史文化名街遭到灭顶之灾。第二,一些城市在尊重历史的幌子下,陆续推出了许多由传统街道改造而成的“仿古一条街”,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沦为失去真实价值和历史信息的“假古董”。第三,一些城市将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居民全部迁出,把民居改为旅游和娱乐场所,超负荷旅游和商业开发,破坏历史文化街区的文物“原真性”。第四,不合理定位改变历史文化街区环境。例如,过去一提到北京的什刹海,人们就会想到湖水、胡同、四合院;而现在,却是酒吧、餐馆和旅游商品。第五,社会各界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注还很不够,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保护、传承和发展还需进一步提高认识。

关于古代人居思想,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家又称为“家庭”,人们在生活中需要一个可以与自然沟通对话的庭院空间。然后,一座座传统民居院落相依形成一条条历史街巷,一条条历史街巷相连又构成一片片历史街区,从而形成既秩序井然又气象万千的历史城区风貌。传统民居院落体系,既合理安排了每户居民的室内空间,保障居民日常生活中通风、采光、日照,以及舒适性、安全性、私密性等居住需要;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日常的社交空间,创造和睦相处的居住氛围,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先进哲学思想,经过历史的长期演变,成为最适合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及家庭特点的居住形式。

继承古代人居思想,对于历史文化街区,需要以院落为基本单位,实行“微循环式”保护与更新,有效遏制采取大规模危旧房改造方式对文化的破坏,保持原有院落布局和街巷肌理。“微循环式”保护与更新,即根据居民生活实际需要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而定,不求一律,不求同时,不求全部。强调小规模的、连续的渐变,采用适当的规模和合适的尺度。这就需要深化和细化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做到在不断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建筑主体始终是平缓朴实的传统民居院落;居民主体始终是和睦相处的老邻居们;生活环境始终是自然和谐的传统风貌。

守正方可出奇

程泰宁:习近平同志提出经济发展与保护文化遗产同等重要的原则极其重要,必须以此来统一思想。这些年来,为什么总是存在令人痛心的大拆大建?就是没有在思想上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决策层和学术界,有的人总是目光朝外,不真正了解传统,轻视本土文化,在城市和社会发展多种因素的平衡中,文化遗产的保护常常是最先被挤掉的。这样一种思维认识,怎么能做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呢?

在中国古代城市营造中,城市与自然山水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杭州有山有水,可是现在河被填了很多,有的被开发楼盘挤压,成了一条沟,原来的城市与山水融合的特色被破坏了。有人曾经问我杭州城市应该怎样体现自己的文化特色,我说,有一天我们能够在运河上坐着船漫游城市直到钱塘江,我们就能真正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文化了。既有的水网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再加破坏。我们的传统是城市建设与自然环境高度融合,遇山开山、遇水填水行吗?

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文化?我认为应该准确、全面地理解传承与创新,要防止一味追求在形式上复古,也要防止建筑有了特点就被说成是怪异,要明白古人所说的“守正出奇”的道理,就是说既要守住建筑的本原,遵守创作的基本规律,又要出奇制胜。我们必须理解中国的传统,“守正”之后才能“出奇”。另外,在传承和创新方面,不能只注重形式元素。我们今天的建筑不能要么是“大屋顶”要么是“大裤衩”,不能只追求形式语言,须理解中国建筑是“形、意、理”的结合,是三个层次。

当年梁思成先生所讲的建筑意,跟建筑的空间组织相关,跟文化品位相关,建筑与城市的空间是体现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它会让你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情感。可现在,很多建筑都追求视觉冲击,房子刚造出来时觉得新颖,过些年就不是那回事了。所以,意境、氛围的营造极其重要,我们不能抛弃这样的传统。明代名士徐渭在绍兴的青藤书屋,极其简朴,在很小的空间里营造了“一尘不到”之境,追求的不是视觉冲击,而是心灵的感悟!

中国建筑还追求“理”,即通过空间的营造体悟人生哲理。相比之下,西方把单体建筑看得最重要,整体空间的概念他们很晚才谈到,而中国在老子那个时代就提出了。英国建筑师扎哈到中国做设计,有人说你要跟周围的环境协调,她说如果周围是狗屎我也要协调吗?可是,她是在北京的旧城区做设计,周围的胡同、四合院是狗屎吗?!她想的只是自己的手法。这可能是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吧。

我们必须理解中国建筑的“形、意、理”,这样才抓得住根本。只追求在形式上复古,这是不行的。中国建筑包含着中国文化精神,文学、美学、绘画、诗词对中国建筑影响至深,我们需要加强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教育,才设计得出具有中国精神的建筑。

如何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杨保军:长期以来,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建筑没有出路,必须西化,要么主张横向移植西方的东西,要么主张从历史中拿一点东西来纵向衔接,结合现在的需要。可这只是技术、工具层面的思维,不是基于文化的理解。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思想批判,批了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结果我们自己没了主意,这是很大的教训。我们要发展中国建筑文化,首先必须理解传统。中国建筑与西方很不一样,它处处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你只注重建筑或个别街区的保护,把山山水水都拿掉了,行吗?中国的建筑从选址到建造都有模数控制,十分重视建筑与山的高远比,让人在城市里看山是舒服的。古人对山水情有独钟,以此确定城市的方位、尺度,山 水也被赋以诗意。古人把这个当作人文环境,它应该成为保护的重要内容。可是,如何实施?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

我们不能把文物建筑当成一个孤立的单元来保护。中国跟西方不同,西方的城市是慢慢生长的,而中国的城市是以自然环境为本体进行统一规划,孤立地保护一点、一片是合乎西方城市特点的,但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过去,我们向西方学习,分三个层次施行保护,一是整体上的风貌保护,二是街区保护,三是文物保护。可是整体上的风貌保护没有考虑环境,只考虑建筑在物质上的整体性,这需要改进,因为如上所言,中国城市一向重视山水格局,山水格局不变,城市的格局就不会变,主体建筑的方位由此而定,经历时代演变,竖向层层叠加;西方则不然,它是横向圈层扩展。我们套用西方的理念看似没问题,可我们的精神诉求是什么?把中国文化的信息传递下去,才是保护的意义啊。

在城市建设中如何记得住乡愁?乡愁是家园情怀,它可能是一条小河、一棵古树、一处儿时的记忆。在这方面,邻国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没有失去自己的特色,城市和乡村都有自己的味道,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日本制定的《景观法》,通过这个法,日本的风土人情保护下来了。后来,韩国也制定了《景观法》。我建议结合我们的实际,出台《景观法》,丰富历史文化保护内涵,把记得住乡愁落到实处。

乡愁还体现在许多细节上。比如,上海有一条55路公交线,通往同济大学,上世纪50年代就如此,它成了同济大学师生的共同记忆。去年有关部门要取消这条公交线,师生们都反对,后来不取消了,因为有关部门认识到这条公交线体现了一种城市精神。上海还划定了64条永不拓宽的街道,街道的尺度保护了,两边的房子就不会被扰动了,乡愁也就留住了。相比之下,北京许多街道都拓宽了,两边的房子都拆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北京旧城只占整个城市规划市区的百分之几,没有理由不把它保护好啊!

建设新老城空间分离的双速城市

赵燕菁:延续城市文脉,发掘古代人居思想的前提,首先是保护既有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存留在城市的肌理之中,在建筑里、社区中。只要历史的载体在,后人就有可能复原城市的文脉。遗存越多,能够延续下来的文脉就越多。要想最大可能保存城市文脉,就需要城市在发展空间上尽可能避开历史城区。历史上得以保全的历史名城,无不是新老城空间分离的“双速城市”——快速拓展的新城和相对缓慢演变的老城。罗马、威尼斯、丽江、平遥无不如此。而在老城基础上快速发展的城市,很少能成功延续自身的文脉。

如同物种的多样性对生态延续至关重要一样,历史文脉同现代社会和经济要素的交融,也为现代多样性的城市生态保存下宝贵的本土基因。过去三十年,单一的现代建造方式,如同外来生物的野蛮侵袭,无情地横扫本土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但随着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城市增长从生产推动,转变为消费引领。拥有低成本生产优势的城市,迅速被拥有多样化消费的城市所取代。文化多样性成为城市增长的新动力。那些拥有丰富文化遗存的城市,如同保存完好的文化基因富矿,不断诱发、启迪、创造新的消费模式。文化遗存的多寡,在消费主导经济阶段,成为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在现代化的新阶段,休眠中的古代人居文化将被重新唤醒。

怎样让历史文脉的载体,比如历史建筑、文化遗存尽可能多地度过生产优先的发展阶段?首先,在空间上,应借鉴“梁陈方案”提出的“建新城、保老城”策略,通过新城建设释放发展压力,避免老城大拆大建。其次,在使用上,赋予老城新的功能,使其从低价值使用,转向高价值使用。第三,在制度上,通过不动产税等经济手段,激活被扰乱的产权重建,使老城物业可以通过小规模渐进式改良的微循环方式,转移到最佳的用途和使用者手中。第四,在法律上,通过立法保护历史遗存,增加破坏历史建筑和文化遗存的风险。第五,在舆论上,使保护本地历史文化遗存,成为全民的共识。第六,在财务上,对不同等级的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和利用进行补助,减少老城物业所有者保护和维护历史建筑的成本。□

发表于《瞭望》新闻周刊2015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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