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王 泓
栏目主持人：本报记者王泓
本 期 嘉 宾：青年学者王军
王军
新华社高级记者，《瞭望》新闻周刊编委，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1969年出生于贵州，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建设、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报道工作。
著作《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相继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并先后荣获中国出版集团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中国建筑图书奖、美国建筑师学会香港分会年度表彰等奖项；《城记》日文版2008年由日本广集舍发行，英文版即将由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在全球发行。媒体评价：“因为《城记》，使更多的北京人乃至外地人开始关心自己生活的城市，关心城市建设和城市历史文化，关心城市与人的和谐。”
先后策划“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发起了“北京建筑文化周”，参展法国波尔多“东西北南”艺术展、“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以及荷兰“当代中国展”等活动。
记者：说说你个人的飞行生活的体验？你去赶飞机，最注重什么样的体验？
王军：我体验到的最美妙的飞行，就是从美国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飞到北京的T3航站楼。
记者：为什么觉得非常美妙呢？
王军：因为这两个机场都非常漂亮。
华盛顿杜勒斯机场是1958年开始建，1962年投入使用。杜勒斯机场是一个艺术品。这个机场的设计师是1957年挑中悉尼歌剧院设计方案的著名建筑设计师小沙里宁——他是悉尼歌剧院设计方案的评委，从字纸篓里把现在悉尼歌剧院的方案捡了回来，最后挑中了这个方案——他的父亲老沙里宁是很伟大的规划学家。
小沙里宁设计的杜勒斯机场在力学结构上是一个伟大的作品。在1958年，这是非常大胆的一个结构设计：采用悬索屋顶构造，覆盖跨度45.6米、长度182.5米，形成非常完美的曲线，用混凝土浇注。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非常质朴，但非常美！这个机场之后，全世界后来建的几乎所有的机场，都像个罐头瓶子，里面装满了人，让人赶快走吧，感觉就是个机器；而北京的T3航站楼又使机场设计回到了艺术的层面。
记者：终于有说T3航站楼好的了（笑）。
王军：有人说它不好吗？
记者：说它太大。
王军：它就是大，这没办法，业主就是这么定的，但它还是很好用。通过许多细节的设计，让大家愿意在里面行走。T3航站楼是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设计的，我采访过他，今年他75岁了，是非常伟大的建筑师。
我曾采访过贝聿铭3次，之后我就特别想采访诺曼·福斯特，因为福斯特在香港设计了汇丰银行，贝聿铭设计了中国银行，因而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竞争，在同一个城市里设计了同为标志性建筑的银行。两德统一后，贝聿铭设计了德国历史博物馆，福斯特设计了德国统一议会，这两人都是伟大的建筑师。
后来没想到福斯特找到我。他当时想投标北京的T3航站楼设计，因为我在采访北京奥运会场馆选址规划的时候见过他公司的一个人，提到过想采访福斯特，而且他的助手给我寄过一本福斯特的作品集，之后他到北京就来找我了。
我认为他设计的T3航站楼是个非常好的设计，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一个中国的建筑，又是一个现代的建筑。
记者：为什么你觉得它是一个中国的建筑呢？
王军：你看它的“开间”，比例就是中国建筑的比例。比如，像希腊柱式，它的开间和中国是不一样的，间隔比较紧。而中国建筑，两个柱子之间比较舒朗。T3航站楼的开间就是中国式的，颜色上用了金色、红色——故宫的颜色，这些都能让人感到福斯特在思考中国的建筑。
他对中国古代设计师的智慧的吸收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把中国柱式与中国式屋顶的关系运用得非常纯粹，也很符合机场的功能要求。
在T3航站楼出发那个门口，屋檐探出来的感觉，真是让人能感受到中国古建筑“出檐深远”的意境：它出檐的长度和柱子的距离，让人产生中国古代建筑的尺度感——这绝对是西方建筑没有的尺度——而这种出檐又确实是有功能的：是为了乘客下车时不被雨淋，它不仅有用，而且是具有中国神韵的东西。他不是简单地弄几个斗拱、坡屋顶，他是在找中国建筑的神韵，通过比例、尺度表现出来，并且是因功能而形式。诺曼·福斯特非常用心，包括T3航站楼的屋顶用了很多自然采光，其造型非常前卫，也非常得体。中国的建筑师应该向他学习。
记者： 所以T3航站楼的设计也得到很多专业人士的好评？
王军：我记得2008年《纽约客》有一位很著名的建筑评论家，他到北京采访我，就对T3赞不绝口。我认识的好几位美国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也都对这个建筑赞赏有加。T3航站楼在美学上是巨大的成功，一接近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它巨大的气势，而且很好用。这是福斯特在完成香港新机场设计之后的又一机场建筑杰作。
我真的觉得，从华盛顿杜勒斯飞回北京，降落在T3的时候，是特别美妙的飞行——从上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差不多半个世纪的跨越，飞过两个艺术的高峰，中间机器主义建筑的时代，就这么飞过去了。
杜勒斯机场轻巧的悬索屋顶与支撑柱堪称力与美的融合。王军摄
杜勒斯机场的悬索屋顶，覆盖跨度45.6米，长度182.5米的内部空间。王军摄
杜勒斯机场细部。悬索屋顶的弧型与玻璃立面的切分，颇具飞翔动感。王军摄
为减少乘客在庞大机场内的步行疲劳，T3航站楼安排了紧凑的服务设施，以增加步行乐趣，并提高航站楼的商业价值。王军摄
在T3航站楼，建筑师以简约的手法，表现出中国式立柱与屋顶的尺度之美，并具有纯粹的实用价值。王军摄
记者：上海有两个机场，北京也在进行第二机场的论证，从城市规划的角度，你持什么观点？
王军：我觉得从区域规划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北京第二机场的选择很重要的一点是摆在什么位置。
记者：你个人觉得应该摆在哪儿合适？
王军：我觉得应该摆在能够激活京津冀这个区域的位置，这个非常重要。
记者：他们的方案跟你是不谋而合的吗？
王军：他们好像是往南边摆是吧？我想这是对的。第二机场应该是个国际枢纽机场，就像上海的浦东机场一样，一些大的国际航班客流可以在这儿转机。往南摆位置也是合适的。说实话，T3航站楼当时不应该在那儿建了，在东北面过度发展民航，对城市包括民航的发展也是不利的。我相信民航的航线也会受到一些限制，北面有山，南面只能从东南过来，不能从市区过去，而东南部有通州，通州又是北京重点发展的新城。我知道在做T3的时候就有选址上的争论。
第二机场确实需要选择一个对周围的发展都能带来更多机会的位置，它的选址很重要，特别是要考虑大北京地区城市群的发展，确实需要一些因素来激活整个区域。
记者：你觉得在城市的各种交通工具中，民航交通与城市生活的关系有多重要？
王军：当然很重要。民航交通是现在人与人能够面对面交流的跨区域流动的最有效的交通工具。互联网再怎么革命，也无法取代人与人面对面在一起的感受。到目前为止，民航还是最有效的长距离的交通工具。这是毫无疑问的。民航业确实带来了空前的、不可替代的面对面沟通、讨论、交流的可能性。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我相信以后也很难被取代。
记者：你觉得一个城市生活的美好程度，与这个城市有没有民航交通关系大吗？
王军：我想关系还是很大的。因为人最高的感情是对幸福的诉求，如同马斯诺的人的五大需求理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到最高的就是精神上的需求。其实任何交通方式都能给人们的情感交流带来最大的帮助，而这其中航空业显示了惊人的可能性——航空网络四通八达，你要想念一个朋友，买张飞机票就去了，你看好莱坞有多少浪漫故事都发生在机场、车站，这是重逢或者分离的场所。
记者：那你说骑马的年代人们就没有这些情感吗？
王军：那当然也有。而且年代越早，人们的感情越纯粹。我去看贺兰山的岩画，人们那时的感情真纯啊。那个时代人们就是和自己呆在一起，心灵非常的纯净，所以他们表达出的事物总是那么准确，那么出神入化。到今天人们的心里就乱七八糟了。所以说交通的发达也是一把双刃剑。现在的人恐怕就没有什么思念了，恐怕也没什么感动，一切都被缩减了，被异化掉了，思念被缩减成了打电话，感动被缩减成了刺激。我相信以后大家还是会来检讨这个问题。
但对我来说，我还是认为机场、民航业是非常好的，在某些方面，民航甚至是比互联网更好的东西。我会这么认为，这是我很真实的感受。我希望能够与我思念的人，面对面在一起倾诉，无论他或她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有什么比能够在一起更重要的呢？在这方面，民航业给了我最大的帮助。
记者：你小时候是在贵州长大的？
王军：对，贵州山区。我父母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后来就跑到开阳磷矿，支援矿山建设。我就在那儿出生。
记者：你的老家有机场吗？
王军：我的老家是在贵州的一个古镇——黄平县的旧州镇。在这个镇，宋代设置黄平府，清代设置黄平州，那是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在舞阳河畔，那里有一个在贵州比较罕见的大坝子，如同一个大盆地。在抗战的时候，坝子里面有一个国民政府为抗战而建的军用机场，援助中国抗战的美国“飞虎队”经常使用它，那个机场放在那个大坝子里，显得很小。站在黄平州古城墙上望去，“飞虎队”的机场还看得见呢。
记者：机场就在坝子里面？
王军：对。我懂事之后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春节，我记得站在那个城墙上，一看，整个大坝子里面全是油菜花，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机场，真是太美了!
后来我认识一位学者，是天津中国民航大学的欧阳杰老师，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中国近代机场建设史》，厚厚一大本。他寄给了我一本，我马上就翻到贵州，一下就找到黄平旧州机场了，那真是很有意思。我还看到修那个机场的老照片，那种大石头碾子在那儿碾土跑道，我一下子想到梁思成、林徽因他们那个年代。
记者：哦？
王军：你知道吗，他们跟空军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1937年，北平沦陷，他们逃难去昆明。路过湖南的晃县，就是现在的新晃，靠近贵州。那个时候林徽因一下子病倒了，当时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人，全家人急得一塌糊涂，怎么办？梁思成忽然听到远处有小提琴的声音传过来，说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还有人拉那么好听的小提琴？他立马就循声而去，推开门一看，就是那些航校的学员，那些投笔从戎的青年，立志于航空报国的这些人。当他们知道这个情况之后，腾出了一间房子，让林徽因他们一家住了下来。
后来他们都到了昆明，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成了他们的名义家长。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先生（编者注：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被誉为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今年10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长空祭》，来回忆这件事。我印象很深的是，这篇文章说到梁思成一家从昆明搬到四川李庄之后，其中的一位飞行员途经李庄时，还低空掠过他们住的村庄，给他们扔下昆明的教授朋友们的信和一包糖。很浪漫的这些青年，多么可爱！但他们阵亡的消息不断传来，每一次获知这些消息，梁思成和林徽因就在家号啕痛哭，还作为家长的代表去领他们的遗物。最后这些青年都牺牲了，包括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是投笔从戎参加了空军，并在成都的那条战线上牺牲了。
所以我那会儿就想，我老家的这个机场，他们会经常来降落，贵州也难得有这么一块大坝子，靠近湖南。因为那时候日本鬼子在湖南很猖獗啊。
记者：没打到贵州是吧？
王军：打到贵州独山了，就是在抗战的末期才打到独山。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黄平旧州机场应该是他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机场。
记者：现在那个机场是不是还在用？
王军：我听说现在还时不时有播洒农药的飞机在使用。
记者：听你的描述，你的故乡挺美的。
王军：是啊！我记得小时候旧州镇还有大量的古建筑，旧州镇建在一个小山丘上，是老州府所在地，当地人都说它像一艘船，静静泊在像一大片湖水的大坝子畔。我大学毕业之后回去一看，拆掉了很多老街，已经不是我小时候那个印象了，所以挺伤感的。
记者：刚才我就要说到这个话题，像你写的《城记》，梁思成前瞻性地看到和呼吁要保护旧城区，可是最后的结果很多还是被拆掉了，现在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那你心里会不会很悲凉啊？
王军：这不是我能够控制的事情，好在书出来了，大家在读，会让大家再想一想这本书说得对不对。
记者：我特别地看了你的博客，我发现给你博客留言的人水平都挺高的。他们其实也在很严肃地思考你提出的问题。
王军：对，对，对。
记者：我觉得挺感动的，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你做这件事情最大的价值。
王军：对啊，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communication（交流），就是大家在一块沟通嘛！这就是记者最重要的贡献，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就跟民航业对社会的贡献是一样的，促进整个社会的沟通（笑）。
记者：你的《城记》马上就要出英文版了是吗？
王军：是，将由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
记者：定价是多少钱？
王军：50多美元，500多页吧。这个书会在全球发行。我现在正在做索引工作。
记者：这个很难吗？
王军：那当然了，你要把你整本书解构，人名、地名、关键词都给写出来，现在在忙这个事。我现在做索引，是要把中文标在后面。因为我一直认为中文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如果只用英文翻出来，有些东西只能用拼音，那我要把中文标出来，当然我也是强调一下中文的重要性。
我写的这两本书（编者注：《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都涉及一些重要的题材，第一本写的是老北京城是怎么消失的，第二本写的是在中国上演的人类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是怎么发生的。这些是国内国外许多人都关心的事情。我很庆幸我能够完成这些工作。
采访手记
这是北京一个晴朗的午后，我从三元桥出发，开车赶往西五环，采访本期访谈嘉宾、《城记》的作者王军。刚上路没一会儿，北三环就开始堵车，行进速度状如蜗牛。要知道这刚下午两点，既不是早高峰也不是晚高峰，北京俨然已成“首堵”，堵车已无任何规律可循。
曾在电视上看过张朝阳的一个访谈，说起他在美国为搜狐融资要赶去见一个很重要的投资人，可汽车被严严实实堵在路上，眼看着时间到了就是过不去，他急得打美国的911报警电话，想请求直升机援助。结果呢，美国警察没答应他。
我现在显然也有此心情。
《采访本上的城市》是王军的另一本著作，他在书中反思了城市建设的“大马路”症：大马路携带着洪水般的小汽车和令人窒息的尾气挺进城市；城市被切断了气脉，却引来如洪水猛兽般的车辆；产生浪漫故事的人行道遭到宰割，城市的步行空间正被汽车统治。
“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和车流中，你难以想象还有一见钟情的概率。”当我终于迤逦一个半小时后并按时赶到《瞭望》新闻周刊一个朴素的办公室，坐在外表沉静、说话略有南方口音的王军的对面，聊起北京的堵车时，他略开玩笑地说。
他批评当城市为汽车而造，大马路把人与人隔离开来时，而机场，却是他褒扬的地方，“你看好莱坞有多少浪漫故事都发生在机场、车站，这是重逢或者分离的场所。”王军给了机场以 “浪漫”的注解。
“民航是目前为止人与人能够跨区域实现面对面交流的最有效的交通工具。”王军说，其实任何交通方式都能给人们的情感交流带来最大的帮助，而民航业所带来的空前的、不可替代的面对面沟通、讨论、交流的可能性，至今无法取代。“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相信以后也很难被取代。”
他甚至说：“对我来说，在某些方面，民航是比互联网更好的东西。”因为“互联网再怎么革命，也无法取代人与人面对面在一起的感受”。
当我结束对他的采访，开车缓慢行进在依然堵车的城市道路上，我被塞在汽车的龟壳里寂寞前行，像独自在车海中远航。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代价：人人都要拥有汽车，城市道路却成了堵车的盛宴；互联网高度发达，人与人的交流却日益疏离；这个时代，物质的高度丰富与精神的高度荒凉似乎成正比。幸好，我们还有对浪漫的渴望。
“我希望能够与我思念的人，面对面在一起倾诉，无论他或她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在这方面，民航业给了我最大的帮助。”想着王军的这句话，以前出差或旅行看着稀松平常的机场和飞机，此刻仿佛有了更加温情和深远的意义。或许以后会不由自主地留意机场中那些浪漫的身影，人类的情感才是我们生活中的永恒，不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年代。（文/本报记者 王 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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