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瞭望》新闻周刊跟踪中国城乡拆迁事态，揭示地方政府“圈地热”的背后，是“城市公共财政并没有一个可持续的稳定可靠的来源”（2004年）；发表学者意见，呼吁“很有必要废除现行的、赋予政府更多自由裁量权的法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而制定一部保护公民住宅权的法律”（2005年）；探析“政策基因”，指出“基层财政困难的体制性因素，包括收入走向上集中，事权却是向下集中”（2006年）……

这些报道提出的问题，或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或引起学术界、社会舆论的热烈回应，终因2009年11月13日，唐福珍以极其惨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以空前的热度，再度呈现在国人面前。

“我不相信中国社会任何一点良心的进步都是需要我们的当事人，需要牺牲他们的生命，付出鲜血，以及像我的当事人付出自由来换取。”律师夏霖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说。他代理上海闵行拆迁“妨碍公务案”，当事人张龙其、潘蓉夫妇自制燃烧瓶抗拒强拆，被刑事拘留。

2007年《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通过后，拆迁条例的修改进入法定程序。两年间，外界难窥内情。终因北京大学五位学者“上书”，消息传出：《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颁布实施之后，《拆迁条例》将同时废除，整个拆迁的思路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暴力拆迁会因此而成为历史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须对《拆迁条例》所代表的地方政府的商业模式——土地批租制度予以更多的揭示。事实上，地方政府如果失去了城市拆迁和农地征收的强制力，其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经营，就可能被抽去基石。批租土地正是用于商业性开发，如果不被界定为公共利益，地方财政就会面临重大调整，其出路何在？

宪法已将征收或征用土地及公民私有财产的行为，限定于“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它向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宣示了怎样的未来？当代中国的宏大主题“物权与契约的再造”，将续写怎样的篇章？（文/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