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军

 

    拙作《城记》日文版2008年印出之后，蒙日本史学会前理事长吉田伸之先生、早稻田大学熊远报先生的抬爱与推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召开的都市史研讨会，对《城记》一书作了讨论。这本书，以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陈占祥1950年提出的完整保护北京古城、另辟新城的规划方案为主线，叙述了1950年代以来北京的城市改造史，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很遗憾，这次研讨会我未能出席，事后得知讨论颇为生动，一位日本建筑史学者的发言让我动容，他说，梁思成先生太不容易了，他一个人的肩上担着几代日本学者的使命！

    细细算来，自明治维新之后的近代建筑教育，到20世纪初期伊东忠太、关野贞等的建筑史研究和民族形式探索，再到193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登陆，及战后城市规划、历史遗产保护，日本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科经历了至少三代学人的薪尽火传；而梁思成与妻子林徽因1928年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1931年在营造学社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1934年至1935年设计中国最早的现代主义建筑——北京大学地质馆、女生宿舍，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培养战后城市重建人才，1949年投身新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其倾力所为，不正是日本学人历三代而就之业！他们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工作的呢？在有限的学术生命里，真正属于他们的“黄金时间”不过19年光景——分别是抗战前九年、抗战后十年。1955年梁思成遭遇了针对他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打那儿之后，用他的话来说，“除了作为‘任务’接受下来，并按交代下来的‘精神’交卷外，我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建筑问题的文章。我以为这样总可以不致于再犯错误了。”正是在这场批判中，林徽因撒手人寰。梁思成为妻子设计墓室，墓碑上镌刻“建筑师林徽因墓”。这七个字，“文化大革命”中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砸掉了……

    近读1945年林徽因撰写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情难自禁时忆起这些往事，对那位日本建筑史学者的感慨，想补充一句：与其说梁思成以一人之肩担使命，毋宁说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中国建筑学人并肩担使命。他们在那个动荡岁月里，拆下肋骨当火把，光芒可照今日之途。这篇长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是近代以来中国建筑与规划学界关于住宅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彼时，在抗战中避居四川李庄的林徽因病入膏肓，仍奋笔疾书：“眼前必须是个建设的时代，这时代并且必须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造幸福的时期的开始。”她深感英国是个“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剧烈的以社会主义的经济立场”来处理工业区与贫民窟混杂不堪的社会问题；美国是商业自由极端发达的国家，“房产公司的势力可以支配着许多区域的进步，也可以阻碍许多区域的改善”。可是，纵有这般制度约束，“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多数国家都对于人民个别或集体的住的问题极端重视，认为它是国家或社会的责任”。

    这位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女建筑师，把目光锁定在美国与英国的低租金住宅建设上，细剖贫民住宅的建造中，美国的减债基金抵押贷款政策及资本经营模式，鼓励土地所有者提供相关建设用地的不动产税调节机制，标准化设计、快速施工的低成本房屋构造技术；详述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如何通过地方立法、政策改良，在城市建设中平衡公私利益，如何着手社会调查、组建市府合股公司营造劳工新村，缘何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一个世纪来竟无法消除拥挤及不卫生的贫民窟。“经济不允许我国蹈他们的覆辙。”林徽因写道，“我们今后救济住宅房荒，绝不宜在市中区，增设不已，以求目前及局部的救济。在旧市左近必须开辟新的，疏离的，若干工作的中心，各中心间设置交通干线”。这一思想，被梁思成、陈占祥1950年写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的北京多中心规划方案中，惜未能实现。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城市多像北京那样以单中心布局建造，最易助长市区拥堵与房价高企；住宅供应体系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一国有制和改革开放之后的过度市场化；及至当前，一面是流动性过剩，一面是普罗大众期盼实现住房需求。如何把这二者汇成健康力量，通过良善的金融政策发展保障性住房，让流动性“灌溉”社会福利？此时，我们多么需要像林徽因那样的建筑学家啊，又多么需要像前述日本学者那样的情怀啊——唯有对前辈学人怀以同情之理解与温柔的敬意，我们才可能实现学术的积累，再去推动社会的进步。

 

刊于《财经国家周刊》，2011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