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建筑史学者的梁思成

    文/王军

    对于有着灿烂建筑文化的中国，建筑史的发掘与整理在20世纪之前一直是一个空白。在西方，建筑被列为包括雕塑、绘画在内的“三艺”之首，可在中国古代，建筑得不到士大夫阶层的尊重。虽然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建筑体系，也留下了辉煌的作品，但是在那些官僚与文人眼里，这些建筑除了壮王威、庇生灵之外，似乎并无任何文化层面上的含义。

    在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第一次以现代文明的眼光发现并整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时候，每每会遭遇这样的尴尬：当来到一个地方，向当地人打听这里的名胜古迹是什么的时候，他总是会被带到一处寺庙。当他已为寺庙的建筑而深深陶醉时，当地人却无动于衷，他们只会指着一块石碑说：这就是名胜。

    “当地人对建筑不大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碑帖。”梁思成感叹，“木匠的手工活则不能。”

    建筑登不上大雅之堂，建筑史的整理自然也得不到读书人的重视。在中国古代，有知名的书法家、绘画家，却无知名的建筑师。这并不是因为建筑师不像书法家、绘画家那样有杰出的艺术创造力，而是社会并不把他们视为尊者。

    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却有一个建筑师被世人铭记，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位能工巧匠鲁班。不过，他被神化了。许多古城都会有一座鲁班庙，那是匠人们寻找心灵归宿的地方。而读书人和官僚们是不会去的。在乡下，你如果见到一处精美的古建筑，要打听是谁建造的，村民们多会告诉你这是“鲁班爷”修的，虽然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只能上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代，那时鲁班也已去世一千多年了，可人们仍会认为伟大的建筑都是鲁班造的，而真正的建筑师却得不到历史的记载。

    在中国古代，建筑师就是这样一群位于社会下层的匠人。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按照“传媳不传女”的方式，把维持生计的技艺以手工作坊的方式世代相传。而他们的建筑语言与士大夫的语言也是完全隔离的，以至于1925年当宋代的一部重要的建筑官书《营造法式》被发现的时候，中国的文人居然没有一位能够读懂它。

    就在这一年，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读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这本“天书”。梁启超在扉页上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朱桂莘校印甫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从此，梁思成产生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强烈愿望。

    当时，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还相当缺乏，虽有一些日本和欧洲的建筑学者在早些时候做过一些田野调查，由于未能搞清中国古代建筑的法式和文化背景，成果自然也只能停留在表象上。

    西方有两位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先行者，其一是写过《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伦敦，1924年）和《北京的皇家宫殿》（The 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巴黎，1926年）的喜仁龙（Osvald Siren）；其二是写过《画意的中国》（Picturesque China，纽约，1923年）和《中国建筑》（Chinesische Architektur，柏林，1925年）的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947年，梁思成对他们作过这样的评价：“他们谁也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他们描述中国建筑物，语焉不祥。其中喜仁龙稍好一些，他运用了《营造法式》，不过并不经心。”

    作这番评论时，梁思成已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并破译了《营造法式》。

    这项工作是从1931年开始的，那一年他加入了设在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的建筑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系统研究。他在老匠人的帮助下，结合对故宫建筑的测绘，读懂了清代的建筑官书《工程做法》，又深入研究整理了大量民间营造做法抄本，于1932年2月完成《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总结古代建筑构造的著作。

    后来，他与营造学社的同仁，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在日本侵略以前的华北、东南，以及抗战期间的西南，踏访了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多项汉、唐以来的建筑和其他文物，终于读懂了《营造法式》，并于1943年在贫困交加之中，在四川李庄的农舍里，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

    虽然梁思成去世将近40年了，但他寻找中国古代建筑的故事，仍在学术界广为流传。这无疑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现在看来，这项工作的价值已远远超过它本身，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并决定了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国内战争，以及后来的国家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

    1945年春，抗战反攻在即，当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邀请梁思成担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梁思成为美国第14航空队编制敌占区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表，即《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地点，以防止它们在战略反攻中被毁坏。当时，梁思成还托人将一份目录转送给了在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解放战争中。1948年12月，北平城被解放军包围，梁思成又应共产党方面的要求，绘制了一份北平古建筑地图，以备迫不得已攻城之时保护文物之用。

    北平和平解放后，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解放军再次邀请梁思成组织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备南下作战时使用。1949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这一使命。1961年，这个《简目》成为中国政府公布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依据。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梁思成们进行的文物调查工作推迟十年、二十年，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