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唐城遗址博物馆展示的唐代排水涵洞原大模型。王军摄

扬州唐城排水涵洞示意模型。王军摄

下水道的记忆与启示

    中国的城市化仍在高速进行之中，此次城市大涝向它暗示了什么

    文/王军

    说起城市的下水道，人们都会说巴黎的是最好的。1853年，奥斯曼男爵出任法国塞纳省行政长官之后，掀起了长达17年的巴黎大改造工程，把整个城市拆得天翻地覆。今天，提起这项大改造工程，有人指责奥斯曼毁掉了大量文化遗产，有人指责他“动机不纯”——开大马路是为了方便进城镇压市民的骑兵队，有人指责他把穷人从市中心拆到了郊区，为日后巴黎的骚乱埋下了祸根。但有一件事，让批评者们闭上了嘴，那就是奥斯曼建设了一个“地下巴黎”——高2米、宽5米、四通八达的下水道工程。巴黎正是拥有了这个深藏于地下的工程奇迹，才不会在暴雨之中沦为“泽国”。

    最近，北京、武汉、杭州、南昌等城市受暴雨袭击出现大涝，使得人们纷纷称羡巴黎的下水道。其实，早在唐代，中国的城市就部分出现了像巴黎那样的排水设施。唐代扬州城的排水涵洞，宽1.8米，高2.2米，可容人自由穿行，即为一例。中国古代城市重视沟渠建设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些排水设施如能得到很好的保养，是应该能够让今人受惠的。可是，古人善治沟渠的经验，今天几乎被国人遗忘。

    6月24日，北京市水务局有关人士在解释“6·23”大涝的原因时，所列事项包括“排水设施的建设滞后于城市发展，现在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排水管网最早还有明代的设施，属于老古董了”，这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北京此次出现大涝，集中在西三环、西四环地区，那一带的地下管网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与环路工程一并完成，并不在明代排水设施管辖的范围。明代的排水设施分布在北京二环路以内的古城区，主要集中在前三门大街以北的内城，6月23日，这一范围并未出现西三环、西四环那样可怕的水淹情形，如此让古人替今人受过，值得商榷。

沟渠营造与自然而然

    中国唐代的城市出现了像巴黎那样的下水道设施，有实物为证。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扬州大学办公楼东侧，唐代罗城南偏门西侧约30米处，发现了一座形制独特、规模壮观的唐代排水涵洞遗址，这处排水涵洞为券顶长条隧道形砖木混合结构，洞宽1.8米，高2.2米，残长12米。涵洞为砖砌双层券顶，底铺枕木作为地栿，内有双层木栅栏装置，既能排水，又具有防御功能，这在中国古代城址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

    扬州地处江淮，少旱多雨，加之在唐代时城市繁荣，人口密集，又是一座“水郭”，所以十分重视城市排水设施的建设。城内排水系统一般设在道路的两侧，采用木质排水设施，不仅适应扬州的地理环境，而且具有取材便利、施工便利、维修便利的特点。1997年底至1998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扬州唐代罗城范围内，又发现一条东西流向的唐代排水沟，排水沟两侧沟壁和底部均用木板铺砌而成，沟宽东西不等，西部接近唐代市沟处宽约1.7米，东部宽约1.2米，共先后发掘出排水沟长150米，沟深1米左右，排水沟上未见有盖板，可能为唐代路道旁的一条排水明沟。

    综上所述，唐代扬州城的排水系统，至少包括两大部分，一是道路两侧的排水沟，深约1米，宽1.2~1.7米，规模可观；二是大型排水涵洞，宽1.8米，高2.2米，规模惊人。这个排水系统虽不如巴黎在十九世纪建设的那般浩大，但比后者早了一千年，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中国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统，还包括那些最易被今人忽视的自然而然之处。一是城市多与河流、湖泊相伴，像扬州的瘦西湖、北京的什刹海，既是宜人的城市水景，又可在暴雨倾盆时，发挥蓄洪之功用；二是中国古人选址建城乃至建屋，都讲究“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就是要把城市或者房屋建在后面有山、前面有水的坡地上，这特别有利于雨水的宣泄；三是注重自然渗水，所有房屋皆以院落布局，每一处黄土露天的院落就是一个渗水场，讲究点的人家用青砖墁地，它也是渗水的。这样，市区之内，地下水可以得到经常的补养，再通过井水还诸市民。中华先辈如此倾入心力与智慧的城市营造经验，是值得我们理解与继承的，不应简单地以一句“属于老古董了”加以遮蔽。

筑沟与掏沟

    古代北京城的排水设施真是那么不堪吗？以故宫为例，它显然没有所谓“现代化”的排水设施，但它何曾被淹过？夏季游览故宫赶上大雨倾盆时，是不必害怕积水难返的，相反，正可欣赏一下三大殿三重台基上1142个龙头排水孔，瞬间将台面上的雨水排尽，而形成千龙吐水的壮丽景观。这些被排之水，通过北高南低的地势泻入内金水河流出。故宫的排水，正是综合了前文所述的各种排水法，既有地下水道，又有地面明沟，这些精心设计建造的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纵横一气的排水设施，能够使宫内90多个院落、72万平方米面积的雨水通畅排出，实为工程史上的伟大成就。

    即使是在坊间，排水设施的建设也是纲目并举。明代北京内城的前身是元大都，元大都的规划建设恪守了“先地下、后地上”的工序，根据地形、街道、河湖的情况，先铺设下水道，分明渠、暗渠两种，以暗渠为主。

    张必忠先生在《北京下水道的变迁》一文中记载，明初营建北京城时，把下水道的建设与皇城、城垣、街道的营建，并列为四大工程。内城大街小巷都埋设了暗沟，排水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为管好下水道，还设置了专门的官吏。如明朝内城的沟渠归五城兵马司管理，并由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街御史共同负责巡视。清初由工部街道厅管理内城的下水工程，康熙年间又归步兵统领管理，乾隆时则专门设置了隶属于工部的“值年河道沟渠处”。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曾做过一次丈量，内城沟渠总长128633丈，其中，大沟30533丈，小巷各沟98100丈。为保持下水道的畅通，不时进行掏挖。明代是“仲春开沟”；清代又分“年修”和“大修”，年修一年一次，大修数年一次。乾隆三十一年，大修一次用银十七万多两。光绪年间每次年修也要用银一万多两。当时，掏沟实行“官督商办”。清代在下水道掏挖完工时，还要进行验沟，即让一个人当众从沟管的这一头钻进去，从另一头钻出来，以示将沟挖通。

    可是，如此严格的养护制度，也难敌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就拿验沟来说，居然会出现钻进去的是一个人，钻出来的是另一个人的情况，验收官睁只眼、闭只眼就放过了。所谓挖沟，就是挖挖两边的泥而已，中间部分根本没有挖通，主事官商借此分掉工程款了事。嘉庆皇帝感叹：“京城修理沟渠，向来承办之员，多不认真经理，甚或支领工料钱粮，从中侵扣，以至渠道愈修愈坏，于宣泄全无实裨。”光绪十六年五、六月间，京城连降大雨，由于下水道不通，不仅前三门一带的不少民房被淹倒塌，连大清门左右的部院寺各衙门也被浸泡。

    以上情况，并不表明北京古代的排水设施是落后的，它折射的是制度文明的落后。连一言九鼎的皇帝也奈何不了掏沟之事，这是怎样的一种制度文明呢？

    故宫下水道系统示意图。（来源：《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1986年）

谋全局与谋一域

    奥斯曼建设庞大的“地下巴黎”，所耗资金甚巨，其融资手段即“土地财政”。据记载，整个巴黎大改造工程耗资25亿法郎，奥斯曼只向政府要了1亿法郎作为启动金，其余则向银行和私人基金举债，再通过土地增值后的收益偿还。其做法与今天中国的城市很像——搞“一街带几片”的开发，一条大马路开过去，就把两边的街区拆除，让房地产商参与沿街开发，以此补贴基础设施投资。

    巴黎的被拆迁居民为下水道付出了代价。大改造工程摧毁了城市的多样性，将大量贫困的市民逐出市中心，而穷人一旦被大规模地集中到郊区居住，贫困就会在那里“世袭”，因为低收入者无法提供充足的税收，郊区的公共服务就无法改善，这个问题再与日后的移民问题相混杂，使得巴黎郊区的骚乱不断上演，至今未绝。所以，在称羡巴黎豪华的下水道之时，还须明察它惹出了多大的麻烦，这也警示我们：对一个已建成的城市作如此伤筋动骨的大手术，负作用何等惊人，如果先谋而为之，不必如此返工，何其善哉。

    此次国内诸座城市惨遭水淹，暴露出排水设施标准不高、保养不力的问题。北京市防汛办的有关负责人向媒体介绍，北京市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是一到三年一遇，这个标准能够适应每小时36到45毫米的降雨，但是6月23日的强度达到128毫米，远远超过这个标准，“如果要提升排水能力，需要综合多方面的条件，比如最初的管网建设、城市规划等等”， “城市排水设施和排水能力也决定了积水的程度，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希望将最低排水标准从最低一年提高到最低三年，达到三到五年一遇的标准。但是仍在研究过程中”。

    2004年夏季北京市区出现内涝时，就有专家指出，排水不畅与北京路桥增加有关，因为路面和桥面的材料本身是防水的，它的防水作用导致了在降雨时桥面路面上的雨水渗不下去，就导致桥下积水。“北京道路桥梁在材料选择上对外观的注意较多，对渗水注重不够，随着北京立交桥、柏油马路建设速度的加快，排水不畅的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了。排水管道的堵塞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大量塑料袋和其他垃圾阻塞了管道，水就排不下去了。有一些建筑设施为了方便或者美观，私自把地沟盖上或堵死，这就导致了排水渠道的减少，影响了排水通畅”。

    中国的城市化仍在高速进行之中，此次城市大涝向它暗示了什么？如果说，在已建成的市区，改造排水设施存在很大难度，那么，在那些正在或即将建设的市区，该不该早为之谋呢？“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古人的话，发人深省啊。

刊于《瞭望》新闻周刊

讽刺奥斯曼为“拆房大师”的法国漫画。（来源：方可，《当代北京旧城更新》，2000年）

大改造中的巴黎。（来源：Lefigaro, 2000-05-27）

奥斯曼建设的巴黎下水道示意图。（来源：Lefigaro, 2000-05-27）

清洗中的巴黎街道。王军摄

清洗城市的淙淙“小溪”向巴黎街道下部的排水道自然流去。王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