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墙今日与城市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王军摄
 

民国南京城墙存废之争

    “西湖雷峰塔，非以年代久远，建筑不固，而自倒者。因有妄人生病，食其砖当药石，因致万劫不复，遂丧西子湖之魂。乃不五年，又有此续貂之举，尤欲言美术，谈文化，噫嘻！”

    文/王军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就此展开。一时之间，南京城墙的存废又起波澜。

    蒋介石是事件的主角。这位刚刚宣布中国统一“已告完成”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授意自己亲任校长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拆除南京太平门至丰润门一段城墙，将所获城砖助建军校讲堂。舆论为之哗然。

    刚刚结束七年旅欧生涯、归国不久的美术家徐悲鸿，1929年1月在上海发出电报：“首都后湖自太平门至神策、丰润门一带为宇内稀有之胜境，有人建议拆除此段城垣，务恳据理力争，留此美术上历史上胜迹。”

    这个电报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同样以电报方式，转呈南京国民政府及内政部，蒋介石必是看到了。

    彼时，负责首都建设委员会的孙中山之子、国民政府委员、铁道部部长孙科，正在主持编制《首都计划》。拆除城墙之事，在委员会内部引发不同意见。

    围绕这一事件，一年之内，国民政府或拆或保，首鼠两端。一场折射朝野人物各色面相的政经文大戏，拉开大幕。

蒋主席面谕

    下文所引与这场拆城风波相关的档案文献，取自杨国庆、王志高的巨著《南京城墙志》——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召开第六次国务会议，所议之题，即包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拆取城砖之请。

    此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以蒋介石的意见为由，向南京市政府提出拆城取砖的要求。1928年7月被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南京特别巿巿长的刘纪文，向国民政府转呈军校之函，并告蒋介石意见：“军事委员会主席蒋面谕太平门至丰润门一段城墙，业经南京市政府议决拆卸。查太平门距军校甚近，即将所有城砖作军校建筑讲堂之用可也等。因奉此查各军校教育机关归并敝校讲堂、宿舍，咸感不敷，急拟添造。苦于工程浩大，需材特多，尤以砖瓦一项为大宗，且购运不易。为此相应函商该城可否于最近毁拆，并能否拨为敝校之用。”

    刘纪文对蒋介石所称“太平门至丰润门一段城墙，业经南京市政府议决拆卸”，表示不解：“查太平门至丰润门一段城墙，职府并无议决拆卸之成案。”

    蒋介石与刘纪文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刘纪文与宋美龄之兄宋子文是好友，在后者撮合下，1916年，刘纪文在美国纽约与还在大学读书的宋美龄订婚。宋美龄归国后，蒋介石对她一见倾心，“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之后，刘纪文与宋美龄解除婚约，蒋、宋得以成婚。

    刘纪文对蒋介石所称南京市政府已议决拆卸太平门至丰润门一段城墙，作出说明并提出意见：“除函复外，惟本京城厢营房设计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理奠事筹备处、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副官处、军事委员会航空处军官团等机关，均因建筑需用城砖，先后函请拨给前来。查职府前以市政经费困难，原有之零星城砖因市内各处马路亟待修治，当经市政会议议决。但将来如首都拆除城墙，果成事实，对于各机关函请拨用城砖一节，可否随时拨给。仰仍查照成案办理之处理。”

    刘纪文所说的各机关索用的原有零星城砖，乃其前任 “遗产”。

    1928年3月，南京市市长何民魂向国民政府提出：“市内洪武门（即正阳门之误称）年久失修，前经军事委员会认为与军事有关，拟予修葺。但该门业已坍圮不堪，其倾落城砖并已为人窃去甚多，如果修理，需款较巨。惟究应如何办理之处理，合具文呈报。”国民政府批准修缮该门，资金由南京市政府公款内开支。

    同年4月，何民魂又提出：“惟查该城坍坏之处系属月城一座，与军事既似无甚关系，且修复亦需巨费”，提议将其拆除，将所获的城砖，用于修筑“燕子矶、观音门一带马路”。

   对此，国民政府不予支持，认为“古迹宜保存”，修筑燕子矶一带马路“另筹款可也”，“不修不拆可也”。

    转呈蒋介石意见之前——11月2日，刘纪文呈报国民政府：“为将来如首都拆除城墙，对于各机关函请拨用城砖一节，可否随时拨给。”次日，国民政府答复：“拟指令既无拆卸城墙之议，所请拨用城砖一节，殊不预先提及。”于右任以国民政府代主席身份，在文件上加批“如拟”二字。

    以上情况，正是刘纪文所说的“仰仍查照成案办理之处理”之“成案”。可见，他对蒋介石拆城取砖筑军校，并不积极。

“采石场”

    这一场南京城墙存废之争，始于1927年。是年，南京市政府提出“以新都建设需费，将标卖南京全城城垣城基”，引发社会各界议论。

    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局局长廉泉，以《南京拆城计划中保留一二古迹之私议》为题，撰文称赞此举“化无用为有用，自属良策”，并建议保留城南之聚宝门、城北台城一段，理由是，聚宝门“关闉三重，气象闳壮，工程伟大，为全城各门之冠，亦为全国稀有之建筑”，城北台城一段“尚为六朝遗迹，江南最古之建筑”（笔者注：据杨国庆考证，此段城墙实为明洪武十九年因“新筑后湖城”后，被废弃的一段城墙），“留此区区，当于经费上无甚影响”。

    廉泉将此文呈交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秘书长钮永建，后者一边将文批给南京市政府办理，一边以国民政府名义，向南京市政府发出训令：“据此查此事关系保存古迹，合行令仰该市政府遵照办理。”

    据《南京城墙志》记载，在此之前，1912至1927年的民国时期，对南京城墙尚无拆卸之举，仅大规模拆除在明皇城基础上改筑的八旗兵驻防城，以及明代宫城残垣。辛亥革命时期，1911年12月2日，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这时南京驻防城（即明代皇宫遗址）的状况是“旗人星散，城郭为墟。城垣砖甓，拍卖盗取，狼藉不堪。所存者，惟五朝、西华二处城圈而已”。大量拆卸的城砖，不仅被挪用于南京一些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上，还有不少被运往外地。原有明代南京城墙的四重格局，只有京城城垣——现在所称的“南京城墙”——基本保持原状。大规模拆售八旗兵驻防城和明皇城残垣之砖石，始于1915年，办法是“以工代赈”，所获之款用以接济旗人生活。这是民国时期南京最早发生的人为拆城事件。南京市内因此出现以买卖城砖为业的店铺。扬子江饭店、马林医院底层、金陵大学北楼等，皆取城砖而造。参议院参政张謇也通过江苏巡按使齐耀琳的关系，远道而来，购运南京城砖用于南通建设。

    这般“采石场”的故事，太平天国时期曾经上演。明南京宫殿为朱元璋建造，开创了明清两代宫城的模式。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宫殿渐有损坏；清顺治二年（1645年），明故宫被改为八旗兵驻防城，又遭损坏；咸丰年间，太平军建造天朝宫殿及城墙，在此拆取砖石，明故宫成为一片废墟。1915年开始的大规模拆售城砖，将最后的明故宫及皇城遗存，送入了历史“坟墓”。

    时至1928年，仅存的南京京城城垣，会是最后的晚餐吗？

“尤欲言美术，谈文化，噫嘻！”

    刘纪文是蒋介石力荐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的。坊间传言，这是蒋对他解除与宋美龄婚约的回报。

    刘纪文曾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政法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精研市政。他在南京留下的“代表作”，即今日仍被南京人引以为豪的长12公里、宽40米，遍植法国梧桐的中山大道。

    为建设中山大道，刘纪文先拿蒋介石的司令部“开刀”——位于三元巷口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处在道路规划红线之内，刘纪文便让司令部带头搬迁。此举轰动金陵。从此，中山大道所向披靡。

    刘纪文对蒋介石拆城取砖筑军校的“面谕”，提出“仰仍查照成案办理之处理”的意见后，将球踢给了国民政府。据《南京城墙志》记载，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召开第六次国务会议，议决刘纪文呈报之公函，向南京市政府下发训令，甚至将城墙拆除范围扩大至神策门至太平门一段：“临时议决拆除神策门至太平门城墙，但台城一段仍保留一案，经议决令知市政府照办在案。合行令仰该市政府知照此令。”次日，何应钦提交“拟请拆除神策门至太平门城墙（但台城一段仍保留），是否可行，请公决”的亲笔函，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批注：“昨已议决照办，批上拟应注明，请主席加批。”拆卸此段城墙遂成定局。一时之间，驻南京各大机关纷纷向南京特别市政府来函索要城砖，刘纪文再次请示国民政府，后者发文：“令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呈为奉令拆除神策门至太平门城墙，自当遵办。惟近来迭准各机关来文索用城砖，应各自处置，请鉴核令遵由。呈悉查此案，既经本府国务会议决议，令饬照办。所有该项城砖，自应由该市政府妥为保管，不能任意取用。”

    此段城墙开拆，立即引爆舆论。1929年1月，徐悲鸿在上海发出前述电报，又撰写《对南京拆城的感想》，直斥此事件是西湖雷峰塔被毁之后的“续貂之举”：“而欲毁世界第一等之巨工，溯其谋乃利其砖。呜呼！刘伯温胡不推算，令朱元璋多制亿兆大砖，埋之于今国民政府所欲建造之地，而使我四万万人拱戴之首都，失其低徊咏叹，徜徉登临，忘忧寄慨之乐国也。西湖雷峰塔，非以年代久远，建筑不固，而自倒者。因有妄人生病，食其砖当药石，因致万劫不复，遂丧西子湖之魂。乃不五年，又有此续貂之举，尤欲言美术，谈文化，噫嘻！”

    新闻界活跃起来。1929年2月4日，《申报》刊登《南京拆城问题》，刘纪文在其中表态：“自始即没有拆除的主张，并且预备作种种的利用。”次日，刘纪文又将农矿部要求“拨给城砖四十万块”的“皮球”，踢给了国民政府：“今农矿部请拨城砖建筑部署，为数甚巨，职府未敢擅专，理合具文呈请仰祈均鉴核示，只遵实为公便。”

    刘纪文所言“自始即没有拆除的主张”，耐人寻味。就在上一年，刘纪文即以城墙不拆，则各门名称自应即时改正，致函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于右任、戴季陶，请他们为城门题写新名，因为“本市各城门旧有名称，颇多封建思想，实非革命时代所应存”。

    蒋介石题写了中华门（旧名聚宝门），谭延闿题写了中山门（旧名朝阳门）、兴中门（旧名仪凤门），胡汉民题写了和平门（旧名神策门），蔡元培题写了玄武门（旧名丰润门），于右任题写了光华门（旧名正阳门），戴季陶题写了挹江门（旧名海陵门）。

    如此一来，这些城门就有了“护身符”，但它们抗得住1928年蒋介石的面谕及其引发的各大机关拆城取砖的冲动吗？

“蒋介石的建筑师”

    刘纪文在《申报》上所说的对南京城墙“预备作种种的利用”，与正在起草的《首都计划》相关。蒋介石的座上宾、美国建筑师茂飞（Henry K. Murphy）是此项计划的顾问，他提出一个保存南京城墙并在上面行驶汽车的方案。

    据《南京城墙志》记载，在反对拆除南京城墙的呼吁声中，1929年3月5日，孙科向国民政府呈文：“窃查国都设计评议会于3月1日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当由茂非（即茂飞——笔者注）顾问发表关于南京城垣存废意见，以为南京城垣尚非无可利用之处。在计划未经决定以前，应暂予保留，以便设计。惟查现在该城垣有一部分，方在拆卸之中，似应行制止，免与将来所定计划或有冲突。当经一致赞同在案。理合备文呈请鉴核。伏乞迅予饬令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即行停止拆城工作，以便设计。”

    孙科以茂飞的意见及《首都计划》尚未决定为由，请求立即停止拆卸城墙，矛头直冲蒋介石。而在此前，孙科并非城墙的保护派，他实为城墙的拆除派。

    孙科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市政管理。1919年，他在《建设》杂志发表《都市规划论》，介绍西方城市建设的经验，即包括“毁城建道”。

    1921年至1927年，孙科先后三次出任广州市长，得以亲自操刀，拆除城墙，将1912年国民党元老、广东都督胡汉民发动的拆城筑路工程进行到底。正是在那时，茂飞来到广州，应孙科之聘，编制城市规划。

    “在广州，茂飞抵达得太晚了，”茂飞的研究者郭伟杰（Jeffrey W. Cody）写道，“在南京，他强硬地要求保留城墙。”

    “这是中国的象征，拆掉它将是巨大的错误。”郭伟杰记录了茂飞为南京城墙的辩护。

    茂飞对中国建筑怀有敬意。1914年，他参观北京故宫之后感慨：“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群，如此庄严与辉煌为他城他国所未见。”他认为，中国建筑应该享有与西方建筑平等的地位，中国建筑师应尊重本国传统，而不该死盯着西方的建筑模式。

    1910~1920年代，茂飞设计了长沙雅礼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园建筑，致力于将中国的建筑传统与西方技术相结合。他以此种风格在南京设计了“中国的阿灵顿”——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那是蒋介石最看重的工程，其方案在1929年底由蒋介石亲笔批准，他也因此被称为“蒋介石的建筑师”。

    茂飞被邀请到蒋介石的私人俱乐部小住，得缘与宋子文、宋美龄、孙祥熙等建立友谊。他关于保护南京城墙的意见，分量自是不轻。

“所请未便照准”

    情况发生了变化。

    据《南京城墙志》记载，接到孙科3月5日的呈文后，国民政府分别以第471号《指令》、第194号《训令》，向南京市政府下发停止拆城取砖的命令。3月11日，南京市政府工务局向开始拆卸太平门段城墙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转饬国民政府的通知。

    3月14日，蒋介石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名义亲自撰文，在上报国民政府的公文中提出：“查职校前以各项工程需用城砖，当将估计数目呈奉钧府批准，转饬市政府指定神策门至太平门城墙一部，由职校饬工如数拆卸、搬运应用在案。兹于本月十一日，接准市政府工务局函开迳启者案……查职校各项建筑日来正在进行，若一旦停止，势必影响工程，全部一切建筑将陷于不可收拾。恳请转饬市政府仍行遵照前案所请办理，俾全部建筑免致功亏一篑。”蒋介石坚持己见，指示军校组织力量，自行拆城取砖。

    对蒋介石的要求，国民政府3月19日在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公函中表示不能同意：“所请未便照准。”刘纪文顺水推舟，3月22日向国民政府递交关于执行《停止拆城工作情形》的呈报，表示“现既奉令停止拆卸，遵即函致该校即速饬工停止拆卸，此外并无其他拆城工作等情”。

    拆城事态，幸未扩大。在“内外夹击”之中，蒋介石挑起的这场风波，算是平息了。

    1929年12月，历时一年多编制的《首都计划》由国民政府公布，其中正包括茂飞提出的保留并利用南京城墙的意见——在城墙上行车，“以为环城大道，实最适宜”。对这个未获实施的“环城大道”方案，后世史家评说不一，但它毕竟使明太祖朱元璋历时28年建造的约33公里长的南京京城城垣，得以继续屹立于紫金山下。今天，它仍有三分之二留存，是世界现存最长的古代都城城墙。

    （参考书目：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Jeffrey W. Cody, 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urphy’s “ Adaptive Architecture, ” 1914-1935；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首都计划》；佟银霞，《刘纪文与民国时期南京市政建设及管理（1927-1930）》）

  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