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城市

《首都计划》参照美国中央机关职工人数与全国人口1/2000的比例，推算出中国中央机关职工人数当有20万人，减其半，计10万人，再结合所拟定建筑物最适宜高度，得出中央政治区“应有一又四分三方英里乃至二方英里之面积，方可敷用”。[1]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全市人口突由36万增至49.7万，一年间计增十余万。《首都计划》认为：“惟此时中央政府组织，尚未大有扩充。参照外国中央机关职工与全国人口之比例，我国中央机关之职工，应达十万人之数。故将来组织扩充，移住者当又大增”，“人民由农转工，由乡迁城，实为自然之趋势”，“南京并为工商之都市，将来建设完成，交通便利，人民之移住者必更多”，“因人民之迁移，即除更迭游历者不计外，转瞬间便达百万之数。以自然增加率千分六·一五之数算之，一百十三年后，便达二百万人”。[2]

如何规划这个一百年后人口达到二百万的首都呢？《首都计划》根据所定分区条例人口密度之限制，并控除一切保留之空地，得出“以南京城内而论，应住七十二万四千人，即每英亩七十一人半。其余一百二十七万六千人，悉在城外居住”，[3]这就需要考虑城内城外的平衡发展。

如在紫金山南麓设中央政治区、在明故宫一带设商业区，就可以中山大道为发展轴，与城南旧区（南唐故城），鼓楼、五台山一带的文化教育区和计划中的市行政区相连，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带状结构。这正可避免出现引发严重拥堵的单中心城市结构——像后来的东京、首尔和北京那样。

《首都计划》以朱元璋在南唐故城之北建造的鼓楼为中心，划出一个覆盖855平方公里的椭圆型市区；市行政区设在城墙之内的大钟亭、五台山两处，与中央政治区一样，皆采用 “改良式中国建筑”风格；以同样手法设计的新街口商业区，还采用了20世纪初巴黎总建筑师（Architect of the City of Paris）艾纳尔·赫纳德（Eugène Hénard, 1849~1923）设计的环岛式交叉路口。[4]

古力治将长江边上的浦口设计为铁路与航运的枢纽和工业区，并配建机场。他曾在美国市政评论报发表论文，估计美国城市需要飞机场的面积为每十万人225英亩。对此，《首都计划》认为，“虽中美情形不同，我国所需，或远不及此，顾亦不能不保留相当面积以为之备”。[5]为此，还计划在中央政治区以南、夹江东岸各建一个机场，并在水西门外西南隅建飞机总站，并建议停用明故宫西南的飞机场，以其地供商业区之用。

《首都计划》还介绍了美国交通管理由乱而治的经验。为统一全国交通政策，1925年，美国商业部部长胡佛（Herbert Hoover, 1874~1964）设专门委员会订立交通管理法，历三年而成。《首都计划》认为，“宜乘此时机，取美国之所定者，斟酌而损益之。订立南京交通管理法，再将其普通者布之全国”。[6]

关于汽车的使用，《首都计划》提出限时停车的要求，即汽车在商业区或其他繁华区域，“停留时间以不过一小时为限”，“最善之制，莫如使所有汽车，除最短促之时间者外，皆须离街道而停泊。由市政府规定，凡新建住宅、商店、货栈或办事处，皆须自备停车处、装卸处，方准发给建筑执照”。[7]

《首都计划》强调，在路权的分配上，必须考虑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凡繁盛区域之道路，其两旁之路面至为贵重，应供一般人民之享用，不能为有汽车者所独占”，“盖有汽车者，不过市民之少数，既独占之以为用，是牺牲大多数人之权利，而益少数也”。[8]

居住之问题

观察《首都计划》的一个重要背景是，1925年，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出版《明日之城市》一书，提出建设功能分区、由快速干道主宰的高层低密度城市，以迎接汽车时代的到来。他的这一想法，被写入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雅典宪章》，后者成为二战后大规模建设功能主义城市的“圣经”。

《首都计划》的编制正处在这部“圣经”的形成期间，也被其代表的理念波及，最显著之处，是它的住宅区规划原则与后者所倡导的“邻里单位”一致。

1929年，美国规划师佩里（Clarence A. Perry, 1872~1944）提出“邻里单位”概念（Neighborhood Unit），并在斯坦因（Clarence Stein, 1882~1975）、莱特（Henry Wright, 1878~1936）执笔的新泽西雷德本（Radburn）新城规划中实施。

佩里提出，为使小学生上学不穿越交通干道，应扩大原来较小的居住街坊，以城市干道所包围的区域作为基本单位，建成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和用地面积的“邻里”，其中布置住宅建筑、日常需要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和绿地，限制外部车辆穿越；“邻里单位”的人口和用地面积以小学的合理规模来计算和控制——当下遍及中国大陆的住宅小区的设计思想，即来源于此。

同在1929年诞生的《首都计划》，与“邻里单位”高度同步。它提出：“务使儿童就学便易，距离不致过远”，“从美国各城详细考察之结果，每一小学校以能容纳七百人为最适度。盖校地内所包含之各种场所，从最低限度言之，每有一定，而建筑校舍，以能容纳七百人为最经济”，“普通而论，学童距离校舍，不能超过一英里之路线，至新住宅区发达及现在稠密区域学童递增时，并须按切情形，逐渐扩充旧校或增建新校也”，[9]“惟建立学校，并须位于适宜之路旁，否则入校肄业之学生，不免经过干路，其危险实多”。[10]这当中已包含了“邻里单位”的要义。

《首都计划》内附《城市设计及分区授权法草案》和《首都分区条例草案》，皆袭美制。后者规定：“在第二商业区或工业区内，建塔不限制高度，但该塔面积不得逾该地段总面积之十分之一，及须向街巷及后院各方面之界线最小缩入三公尺。”[11]这与柯布西耶在《明日之城市》中所理想的形态相似。与柯布西耶完全一致的是——为减少红绿灯、保持汽车的速度，与干路相接的横街须相距400米。[12]显然，那时还不能看到由此带来的“步行面临消失”的后果。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建设保障性的公营住宅被纳入重点。《首都计划》为此设专章论述，有言曰：“个人之经济能力有强弱之不同，而弱者每居多数，以生计压迫之故，一部分人之生活，仅可置重于饮食之一端，而此关系甚大之居住，反不能加以相当之顾及，苟免暴露，即无所求，此种现象，都市尤甚。盖都市居住之难，大有过于村乡也。因是之故，居住之问题，遂成为一重要之社会问题。”

《首都计划》提出，应借鉴欧美各国发展公营住宅的经验，对居住困难者予以救济，其营建费用，“或由中央负担；或由中央及地方负担；或由慈善机关负担；亦有贷借低利资金于人民，而使之自行营建者；更有贷借资金之外，又津贴建筑费若干成者”。其中，“以中央出资、市府营建为普遍，此种住宅，或收回低微之租金，或更免费借住，一视其种种情形之如何而定”。[13]

“土地财政”模式

1929年12月，历时一年编制的《首都计划》由林逸民呈交首都建设委员会，并请“汇印成帙”。《首都计划》共分二十八项，包括：南京史地概略、南京今后百年人口之推测、首都界线、中央政治区地点、市行政区地点、建筑形式之选择、道路系统之规划、路面、市郊公路计划、水道之改良、公园及林荫大道、交通之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站之位置、自来水计划、电力厂之地址、渠道计划、市内交通之设备、电线及路灯之规划、公营住宅之研究、关于学校之计划、工业、浦口计划、城市设计及分区授权草案、首都分区条例草案、实施之程序、款项之筹集。

孙科为此作序，有语云：“首都之于一国，固不唯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华之所荟萃。觇人国者，观其首都，即可以衡定其国民文化地位之高下”，“经始之际，不能不先有一远大而完善之建设计划，以免错误，而资率循。此固科学、艺术专家之事，而今则犹不能不借材于外国者也。国民政府以是特聘美人茂非、古力治两君为顾问，使主其事。两君于城市设计、宫室建筑之术，盖均有声于国际者。其所计划，固能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而于吾国美术之优点，亦多所保存焉”。

林逸民向首都建设委员会呈文，称计划的各项内容，“皆系按切现在将来情形从长拟定，务使首都一经建设，种种皆臻于最适用之地位，一方又于经济情形妥为顾及”，“关于各种建设，其在训政时期六年以内，即可完成其大部。此期建设费用计约五千一百八十万元。此后按期进行，其训政期内所未及之部分，亦复继续施设”。[14]

“六年以内，即可完成其大部”——如此豪迈的表示，信心何来？事实上，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让一些官员怀疑：它到底是一个挥金如土的计划，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古力治倒是信心满满。“我们并不关心他们如何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他直白地说，“我们感兴趣的当然是企业的成功。我知道天津还在用十年或是二十年前制订的规划来改善现在的港口。”[15]

他的潜台词或许包括，既然这是一个“以百年为标准”的计划，那么，为什么不能像华盛顿那样一步一步地实施百年呢？其实，《首都计划》已对许多经济因素加以分析，并给出解决方案。林逸民的信心基于这样的事实——城内还有许多空闲的官地，它们必将随着中央政治区、火车站等设施的建设而迅速升值，特别是明故宫一带“几全数属诸公有”，“一转移间，即就该地之价值而论，亦足以抵训政时期所用之五千余万元而有余”。[16]

彼时，国民政府尚未开征城市不动产税，城市建设投资多靠售卖土地获得，与今日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相似。《首都计划》建议，“政府将新辟道路两旁地段若干尺以内，用价收买，将来路线筑成而后，所收买之地段，除筑路所用而外，必有余地，此种余地，因交通之便利，以之出售，往往可获大利”。[17]这一思路，被写入了《城市设计及分区授权法草案》：“市政府于辟宽或建筑街道竣工后，得随时将一部或全部逾额收用之土地，转卖于给价最高者”，“市政府于完成该计划后，得随时将任何部分或全部地段，转卖于给价最高者”。[18]

有了“土地财政”的担保，首都建设委员会便有底气提出5000万元的筹款计划，其中，各省负担2000万元，发行公债募集3000万元。《首都计划》称：“敢信现在因实施计划而用之款，将来计划完成后，必可取偿而有余。盖不特港口、铁路、交通设备等项，利权甚巨，而改良道路、公路、公园等项，其直接或间接之收益，亦将不可胜计。南京自中山路筑成而后，附近土地之价值，多已超至十倍或十五倍，现方有加无已，可为明证。”[19]

《首都计划》还认为开征城市不动产税，也即土地税，可有效回收土地增值中的公共服务投入：“土地税为一最良好之税则，关于此项之税收，政府现方积极筹备，不久即可实行。将来土地税及土地增价税之收入，为数当属不赀。”[20]这恰与今日酝酿中的不动产税（也称物业税或房产税）改革相似。

“为治之道，其有外乎”

1929年12月，茂飞的任期即满，主持首都建设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孔祥熙与他交换意见，建议他在中国多待一会儿，并暗示经济有可能改善，这对建设计划来说是个好兆头。[21]

可是，1930年春，茂飞还是带着对《首都计划》怅然若失的心情，返回了美国。

“南京政府越来越感到必须尽快建点什么了，否则就会失去威望。”1930年2月，茂飞写道，“可是他们看上去并不倾向于同意我的乐观决定——就是他们需要迅速扩张以获得大量空间。”[22]

1930年1月17日，蒋介石亲笔批示：“行政区域决定在明故宫，全城路线应即公布为要。”[23]国民政府立即向首都建设委员会发布训令：“行政区域决定在明故宫。”[24]

这之后，首都建设委员会根据舒巴德的要求，函询京内各机关所需屋宇间数及其面积，以为明故宫中央政治区设计之用。[25]

在这场技术与政治的角逐中，舒巴德成为了幸运者。

尽管定都南京之后，蒋介石几乎每年都在打仗，首都建设还是掀起了高潮。

1928年至1937年在南京建造的政治性建筑，包括范文照（1893~1979）、赵深（1898~1978）设计的铁道部（1928~1933）、励志社（1929~1931），赵深、童寯（1900~1983）设计的外交部（1931~1934），俄国建筑师耶郎设计的交通部（1928~1934），卢毓骏（1904~1975）设计的考试院（1928~1934），奚福泉（1902~1983）设计的国民大会堂（1934~1936），杨廷宝（1901~1982）设计的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1935~1936）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936~1937），以及设计者不详的立法院（1937），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改良式中国建筑”手法，但都被安排在城墙之内建设，多沿中山大道分布。

明故宫两侧，杨廷宝以重檐歇山的样式设计的那对“双胞胎”——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楼，如同两位宰相分列东西，中间只缺皇帝的宫殿了。

在这个“宫殿”还未盖出之前，蒋介石已在明故宫西侧、朱元璋的“西苑水晶台”旧址，建造了自己亲任社长的励志社。而对紫金山南麓的那个“国会山”，他的举动是——在《首都计划》拟建的象征“党权高于一切”的中央党部地块，建造他与宋美龄休憩并做礼拜的“美龄宫”。[26]

该项计划——“蒋主席拟借陵园小红山建筑别墅案”，于1930年10月24日，由孙科主持的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第24次会议批准，[27]经南京市工务局局长赵志游设计，1931年至1934年完成建设。

蒋介石以“美龄宫”占据“中央党部”——孙科主持会议并批准此案，不知心中经历了怎样的起伏？

此次会议，出席委员仅三人：戴季陶（1891~1949）、林焕廷（1881~1933）、孙科。一向较少参加陵园管委会会议的戴季陶（此前23次会议仅出席4次），是蒋介石的谋士，此次当然不会缺席。所议之案也颇耐人寻味——蒋主席说这是借，你还好意思不借？

这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莫非，这是蒋介石与孙科、胡汉民斗争的继续？

故事又回到那场以党权限军权，却惹来以人权抗党权的戏剧。始于1928年的这场论战，持续一年有余。此间，胡适提出即使是训政也必须约法，进而要求订立宪法，“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28]“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29]

这惹恼众多党徒，有人提出将胡适逮捕法办。对此，蒋介石“静观默察”，最后表示支持约法，要求为此召开国民会议，却遭到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抵制。后者称，“总理的一切遗教就是成文的宪法”，“如再要另外一个宪法，岂非怪事”，“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30]

蒋介石一怒之下，于1931年2月将胡汉民软禁。对此，孙科表示“忍无可忍”，“望无可望”，[31]遂于4月离开南京，经上海前往广州，加入反蒋阵营。

此后，孙、蒋二人，又因时局演变，分分合合。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在紫金山为自己选中墓地，建“正气亭”以为标志。1947年4月，孙科题写《正气亭记》，勒石赞曰：“国父以革命为天下倡，海内之士，景然从之，断脰捐躯，前仆后继，数十年来，慷慨赴义者，何可胜言，岂有他哉？正气之所激也！今公驱强虏建大业，宵旰勤劳，未肯稍逸，主张正气，勖勉国人，为治之道，其有外乎？”[32]

此碑此亭，正立在当年茂飞绘定的中央政治区中轴线的北延长线上。

由正气亭南行，经“美龄宫”，步入《首都计划》的中央政治区腹地，可见一幢简朴素雅的“改良式中国建筑”，那是杨廷宝的作品——原华东航空学院主楼，现为南京农业大学教学楼。

这幢有着重檐十字脊钟楼的灰色清水砖建筑，落成于红旗飘飘的1954年。也正是在这一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茂飞阅尽七十七载人生，永远告别了人世。

2011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