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计划》的百年大梦

——谨以此文献给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1928年北伐成功之后，国民党宣告中国统一，随即在首都南京展开规模浩大的规划建设活动。这是明成祖朱棣15世纪初改建北京之后，500多年间，中国的首都城市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规划建设。其中的一个代表性规划文本《首都计划》，于1929年12月汇集成册。它折射了肇始于十九世纪末的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潮的形形色色，还牵扯一场规模同样可观的技术与政治之争，见证了辛亥革命终结帝制之后，中国在那个动荡年代里的光荣与梦想。

       文/王军

1928年底，茂飞（Henry K. Murphy, 1877~1954）[1]抵达了事业的顶峰。这位从事中国设计业务十五载的美国建筑师，被南京国民政府聘请为工程顾问，领衔《首都计划》的编制。

彼时，刚刚成功北伐并宣告中国统一的国民党，希望将南京建设成为“全国城市之模范，并足比伦欧美名城”的首善之区。茂飞受命在一年的任期内，领导制订一个通盘计划。

他的同乡、美国记者切斯特（Chester Rowell）对他作了采访，将他在南京的工作与1791年法国军事工程师朗方（P. C. L'Enfant, 1754~1825）的华盛顿规划相提并论。

“在中国的官员里，对自己的工作最开心的，也许就是茂飞了。”切斯特写道，“这位建筑师与规划师为新中国的首都所做的事情，就像一百年前朗方少校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所做的那样。茂飞也怀着一个梦想，也许他死后百年也不会全部实现。可是，朝着梦想成真的方向，他是快乐的。这不足为奇！在印度的德里、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建筑师们正在地球上遥远的角落，建造欧洲血统的政府大厦。但茂飞的工作是在南京的古城之外建设中国的首都，他的梦想是把它建成中国的式样。他的任务之一，是说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首都就应该是中国的样子。他几乎做到了。”[2]

就在这时，一个紧急的情况出现。1928年11月，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批准蒋介石（1887~1975）亲任校长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拆除南京神策门至太平门城墙，将所获城砖助建军校讲堂。[3]

1929年1月，茂飞从美国抵达南京开始顾问工作，对拆城之事颇为不满：“这是中国的象征，拆掉它将是巨大的错误。”他强硬地要求保留城墙。[4]而他的对手——蒋介石，因领导北伐之役正如日中天，1928年10月出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是蒋介石借以搏出天下的黄埔军校，它的建设与发展关系蒋介石执政之基。面对这等情形，茂飞如何说服这位“新中国的领导人”呢？

孙科的规划师

茂飞到南京任职，与孙科（1891~1973）有关。

1921年，“留美有年，夙专研各国市政”的孙科出任广州市长，之后，他聘请茂飞制订广州初步的城市规划。

孙科是孙中山（1866~1925）之子，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研习市政、规划、政治与经济等课程。1919年，他在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杂志发表《都市规划论》，详述西方城市规划的历史与经验，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较早论述城市规划的文章。其开篇写道：“‘都市规划’一语，本是英文之City Planning，为晚近欧美之言都市改良者之一新术语，亦即市政学之最理想的而最重要之一部。其功用在规划新都市之建设，或旧都市之改造，使都市一地真能符合希腊哲人亚理斯多德之旨，为‘人类向高尚目的讨共同生活之地’。”[5]

1920年，孙科参照美国市政制度为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所在地——广州设计新制，由他起草的《广州市暂行条例》出台，广州市政厅成立；1921年孙科出任市长之后，市政建设全面铺开，所举事项包括：筑路浚渠、拓宽街道、建设公园、规划模范新村、筹建行政中枢等。

彼时，茂飞正忙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的设计。这位1877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建筑师，1913年接受耶鲁大学雅礼会（Yale'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的委托，以中国北方官式建筑风格在湖南长沙设计雅礼大学（Yale-in-China），用混凝土仿建中国柱式，用铁件仿造中国花窗，试图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技术之间获得平衡，他本人也成为后来他所称的“中国建筑复兴”（Chinese Architectural Renaissance）的领潮者。

与其他建筑师不同，茂飞设计的“改良式中国建筑”（Adaptive Chinese Architecture），不是洋房与“中国帽”的拼凑，他致力于表现中国建筑的内在精神。在金陵女子大学的设计中（1918~1923），他借鉴紫禁城的轴线、庭院布局，用钢筋混凝土仿制中国建筑的斗拱、柱式，使此种风格定型；在接下来的燕京大学设计中（1919~1926），他又将此种风格发展至成熟阶段。1944年，梁思成（1901~1972）在《中国建筑史》中这样评论：“至如燕京大学，则颇能表现我国建筑之特征，其建筑师Murphy，以外人而臻此，亦堪称道。”[6]

茂飞对中国建筑深怀敬意，1914年他首次参观故宫即被震撼，称赞“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群，如此庄严与辉煌为他城他国所未见”。[7]茂飞认为，中国建筑应该享有与西方建筑平等的地位，中国建筑师应尊重本国传统，而不该死盯着西方的建筑模式，“古代中国有着世界上伟大的建筑风格之一，面对古典及哥特式建筑已被证明的适应性——能够满足现代科学规划与建设的需要，我感到否认中国建筑存在相似的适应性就不合逻辑了”。[8]

1923年，茂飞怀着这样的理念来到广州，却看到主政者正在以西方的模式改造老城，全长9公里的城墙已被拆尽，原址建成宽大马路——这正是孙科在《都市规划论》中大力倡导的西方经验之翻版。

孙科有言曰：“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始渐见改良之象，尤以德国及义大利（即意大利——笔者注）之自由市府为较有进步。时则城垣已失其用，无复保存之必要，遂多有毁城建道之举”，[9]“奥京维也纳亦有改建之举。奥京在十九世纪之中期，尚为有城垣之都市，但因居民增加，城之本部不足以容纳之，故城外四围，仍渐成繁盛之市场。一八五八年奥政府以城垣城池均已失军事上之功用，乃决议拆城填池，改筑新街道。其结果则有今日之环街Ringstrasse，为世界壮丽无匹之街道”，“建筑费全部皆取偿于拆城填池后所卖出之公地，故得以不耗公家一文，而成改建之伟业。苟吾国各省都会，亦能仿行是法，则新都市之实现，似非难事也”。[10]

茂飞做出了一个让孙科感到满意的规划，它的路网与朗方所做的华盛顿规划相似——融合了“棋盘式”和“蜘网式”。[11]华盛顿规划为孙科喜爱，他在《都市规划论》中说：“世界都市中，其一街一道，有计划于百年前而后从事于建筑者，唯华都一处而已。”[12]

在为广州描画的华盛顿式路网中，茂飞注入了他心中的城市典范——北京的因素。对此，1927年3月，《纽约时报》这样介绍：“它将具有一些北京的魅力。像北京那样，整个城市会聚于一个壮丽的中央建筑群，它们以中国式合院布局，有着庄严的反曲坡顶、支撑柱和格子窗，这就是市政中心”，“规划很用心，不打扰任何一个古庙。车来车往的大马路固然必要，但是让中国的城市保持中国的特性也是必要的。”[13]

1927年3月，茂飞的规划被孙科批准，但因国民政府北迁未能实施。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定由孙科负责办理首都规划事务；12月，由孙科“督同组织”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成立。孙科与茂飞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即行停止拆城”

南京城墙开拆，舆论为之哗然。

1929年1月，美术家徐悲鸿（1895~1953）在上海发出电报，请求“留此美术上历史上胜迹”。他又撰写《对南京拆城的感想》，直斥此事件是西湖雷峰塔被毁之后的“续貂之举”，讽刺主事者堪比“食其砖当药石”而致雷峰塔倒塌的“妄人”。

茂飞的态度坚决：“应该通过首都新建筑的设计使中国的建筑得到完整的利用，不惜任何代价保留饱经沧桑的灰色城墙。”[14]

在一片反对拆城的呼吁声中，曾提倡“毁城建道”的孙科杀了一个回马枪，站到了茂飞这边。

1929年3月5日，孙科向国民政府呈文：“窃查国都设计评议会于 3月1日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当由茂非（即茂飞，下同——笔者注）顾问发表关于南京城垣存废意见，以为南京城垣尚非无可利用之处。在计划未经决定以前，应暂予保留，以便设计。惟查现在该城垣有一部分，方在拆卸之中，似应行制止，免与将来所定计划或有冲突。当经一致赞同在案。理合备文呈请鉴核。伏乞迅予饬令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即行停止拆城工作，以便设计。”[15]

孙科以茂飞的意见和《首都计划》尚未决定为由，请求立即停止拆卸城墙，与蒋介石针锋相对，让人联想起这些年他与蒋介石的分分合合。

1926年3月，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以武力排共，逼走汪精卫（1883~1944），一揽军政大权；7月，蒋介石誓师北伐，并力促国民政府由粤迁鄂，定都武汉，此议为中央政治会议批准，并由孙科等人筹备迁都。

未料蒋介石突然变卦。1927年1月，江西战事告捷之后，蒋介石提出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意在将党和政府完全置于他的军事控制之下。

迁都之争由此引发。孙科对蒋介石以军权压党权颇为不满，直言“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怒斥“军队支配党，党变成军人的附属品”现象，[16]警告“以主席为惟一领袖，并且兼为军事领导。此种封建思想对于党内党外皆有影响，渐次便成独裁制度”。[17]

1927年2月，在孙科及左派人士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宣告迁都完成。蒋介石毫不示弱，4月12日，他在上海发动“反共清党”政变，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分庭抗礼。

很快，武汉政府走向“分共”，孙科斡旋于宁汉之间。8月，蒋介石因战事不利被逼下野，武汉政府迁往南京。9月，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组成，孙科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

1928年1月，蒋介石出山，国民政府重组，孙科受到排挤，将财政部部长之职交给宋子文（1894~1971），仅被任命为徒有虚名的建设部部长。

孙科拒不受命，与跟蒋介石同样存在矛盾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1879~1936）等人跑到欧洲考察，并在《再造旬刊》抨击蒋介石军事独裁，称“党既已寄生于军政力量之下的危险”，“其存在已是仅留躯壳”。[18]

1928年6月，行至巴黎的胡汉民、孙科得知北伐成功，即由孙科起草《党国训政大纲及应付外交办法》并电传至南京，要求迅速成立五院制政府，依照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从军政转入训政。这个建议显有通过训政时期孙中山要求的“以党治国”来提升党权，以党权限军权、政权，并以分权制约蒋介石之意，竟也获得蒋介石同意，在后者看来，“以党治国”正可作为军事独裁的护身符。[19]

这之后，孙科与蒋介石再次合作。1928年9月，孙科回国。10月，国民政府改组，孙科出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铁道部部长和交通大学校长，由他负责的《首都计划》纳入正轨。

环城大道方案

接到孙科“即行停止拆城”的呈文后，国民政府也调转枪头，分别以第471号《指令》、第194号《训令》，向南京市政府下发停止拆城取砖的命令。

3月11日，南京市政府工务局向正在拆卸太平门段城墙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转饬国民政府的通知。

蒋介石固持己见，3月14日，他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名义亲自撰文，上报国民政府，称拆卸城砖一旦停止，“势必影响工程，全部一切建筑将陷于不可收拾”；同时指示军校组织力量，自行拆城取砖。

国民政府也不依不挠，于3月19日回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所请未便照准。”22日，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1890~1957）向国民政府呈报：“现既奉令停止拆卸，遵即函致该校即速饬工停止拆卸，此外并无其他拆城工作等情。”[20]

拆城之事，幸未扩大。在“内外夹击”之中，蒋介石挑起的这场风波，算是平息了。

茂飞在这当中扮演了微妙的角色。显然，是他“策反”了孙科，尽管孙、蒋矛盾帮了大忙，可要是没有茂飞的提议，孙科也无从置喙。

另外，蒋介石对茂飞也颇有好感。1929年9月，茂飞被委托设计位于中山陵东侧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21]那是蒋介石最牵肠挂肚的工程。茂飞用钢筋混凝土技术，仿北京故宫太和殿和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设计了阵亡将士纪念馆和纪念塔，蒋介石亲笔批准了这个方案，甚至还请茂飞到自己的私人俱乐部小住，茂飞也得缘与宋子文、宋美龄（1897~2003）、孔祥熙（1880~1967）等建立友谊。[22]他关于保留南京城墙的意见，可能在这个圈子里流传——尽管这是在1929年3月国民政府要求停止拆城之后，其作用也不容小觑，因为同年10月出版的《首都建设》公报，仍刊出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1894~1929）建议拆除南京东、南两面城墙的遗稿。

茂飞有着出色的公关能力，在以往的设计中，他总是能够在坚持自己的想法时，让业主感觉得到了更好的东西。为表明南京城墙“尚非无可利用之处”，他提出在城墙上行驶汽车，使之成为近代化的环城大道，这被写入了《首都计划》的最后文本。[23]

对这个未获实施的环城大道方案，后世史家评说不一，但它毕竟使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历时二十八载建造的约33公里长的南京京城城垣，得以继续屹立于紫金山下。更重要的是，它唱了广州拆城的反调——在后者的示范下，1927年北伐军拆毁了武昌城墙，国内其他城市也在效仿，北京也受波及，其皇城城墙在1921年至1931年被大规模拆除。1928年，留德哲学博士张武提出《整理北京计划书》，更是希望彻底拆除北京内外城城墙。

在这样的形势下，叫停南京拆城意义重大。南京毕竟是一国之都，如果连它都要剥去自己的衣冠，中国还有哪个城市能够幸免？

而对《首都计划》来说，留下了城墙这个茂飞心中的中国象征，书写其他段落也才顺理成章。

《首都大计划》

茂飞在南京的工作团队，几乎是清一色的广州规划班底。

古力治（Ernest P. Goodrich, 1874~1955）又被请到了南京，出任《首都计划》的另一位顾问。这位从1907年起就参与设计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港、智利的瓦尔帕莱索港，以及美国洛杉矶、波特兰、纽沃克、布鲁克林等地港口的著名市政工程师和城市规划专家，曾在广州的规划中被委托设计孙中山在《实业计划》里畅想的南方大港。此行到南京，古力治的使命同样是制订港口与交通规划，其中包括也被写入《实业计划》的浦口开发。

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专司《首都计划》的编制，曾在哈佛大学研习城市规划的原广州市工务局局长林逸民（1896~1995）任该处处长，他也是广州规划的参与者。

“南京的规划无疑将延续茂飞在广州的想法，避免因不曾预料的西方建筑渗透和城市发展理念而毁掉城市固有的魅力。”1928年10月，《纽约时报》报道。[24]

中国的城市往往因为江山易主而被大拆大建。最惨烈的故事曾在南京上演——589年，隋灭陈后，隋文帝杨坚（541~604）下令将这里的六朝城阙宫殿悉数拆毁，并“平荡耕垦”。

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没有效仿杨坚，他在南唐故城以东另辟新区建设宫殿，既回避了“六朝国祚不永”之忌，还免去了大规模拆迁扰民。

1853年，洪秀全（1814~1864）攻克南京，据之为太平天国首都，历十二载。其间，为建造天朝宫殿及城墙，太平军在明故宫拆取砖石，使之沦为废墟；被誉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毁于1856年的太平天国内乱。

辛亥革命之后，明皇城一带又成为采石场，南京市内甚至出现买卖城砖的店铺。美国建筑师司斐罗（A. G. Small）以城砖为材料，设计建造了仿中国官式建筑的金陵大学北楼（1919年竣工）。

如此“焚琴煮鹤”，终因1929年叫停拆城，没有在南京更大范围上演。

茂飞到达南京之前，南京市工务局已编制了一个都市计划。苏则民在《南京城市规划史稿》一书中介绍，该项计划被前任市长何民魂（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在职）命名为《首都大计划》，于1928年初开始编制，历三稿而成，同年10月公布。

何民魂提出：“建设‘农村化’、‘艺术化’、‘科学化’的新南京！”他为此发表数场演讲，有言曰：“我以为南京市的建设，在‘建设农村化的首都’不要单是欧化，把东方原有的艺术失掉，因为东方有东方文化历史，不必去模仿人家”，“我们为什么要它农村化呢？原来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农民占全民百分之八十五，农产品也极其丰富，首都是表现一国特殊精神的所在！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张将首都农村化起来；而且南京有山有水，城北一带，农田很多，只要稍微建设，即有可观，我们为着要把东方文明与艺术的真精神——整个表现出来！同时主张‘艺术化’、‘科学化’。若是专一歆羡欧美物质的文明，抄袭人家成文，有甚意义，反觉把自己真美失掉”。[25]

据苏则民记载，《首都大计划》首次拟定了中山大道及“子午线”中央路，奠定了南京道路系统的基本格局，它划出旧城、行政、住宅、商业、工业、学校和园林七个分区。其中，行政区规划是重头戏。初稿时，行政区被安排在城内北部的玄武湖西岸，因为那里“地势平坦，处境幽静”，交通便达，地旷人稀，易于开发。工务局还对这个行政区做了详细规划，甚至对建筑的内容和形式都进行了具体设计；第三稿时，行政区的位置发生变动，被调整至明故宫旧址一带。[26]

第三稿的这个变化，正是出现在1928年7月何民魂去职、蒋系人马刘纪文[27]接任南京特别市市长之后。

“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

《首都大计划》草拟于孙科拒不出任建设部部长并出走欧洲之际，这或许是孙科归国后另起炉灶编制《首都计划》之因。

可在某种程度上，《首都计划》又像是对《首都大计划》的修编，它继承了后者的道路系统骨架——这也是形势使然。1929年6月国民党葬先总理孙中山于紫金山，作为迎梓大道，连接中山码头与中山陵的中山大道必须先期完成。《首都计划》编制之前，1928年8月，长12公里、宽40米的中山大道开工，在刘纪文的铁腕下紧锣密鼓般建设，次年5月告竣。南京的城市道路系统由此定调，《首都计划》也只能全盘接受。

《首都大计划》欲实现的“三化”，特别是强调东方文化的“艺术化”，与《首都计划》一脉相通，这正是茂飞追求的境界。在《首都计划》中，建筑艺术被摆在了突出位置，它专辟“建筑形式之选择”一章，提出“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但是，“政治、商业、住宅各区之房屋，其性质不同，其建筑法亦自不一律”。具体而言，“政治区之建筑物，宜尽量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宫殿之优点，务当一一施用”，“至于商店之建筑，因需用上之必要，不妨采用外国形式，惟其外部仍须有中国之点缀”，住宅则“无须择取宫殿之形状，只于现有优良住宅式样，再加改良可耳”。[28]

以上原则，可能对1930年梁思成、张锐（1906~1999）拟定的《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产生了影响，后者提出，重要的公共建筑——市行政中心，“其样式系采新派中国式，合并中国固有的美术与现代建筑之实用各点”，其余建筑则可“尽量采取新倾向之形式及布置”。[29]

梁、张所说的“新倾向”即现代主义。在这方面，长梁思成24岁的茂飞并不落伍，1919年他在上海外滩自己的办事处“茂旦洋行”（Murphy & Dana）之侧，设计了大来大楼（Robert Dollar Building），先声夺人地运用了现代主义手法，使之成为早期现代派作品。

茂飞观察中国建筑的角度与梁思成相似，皆偏重于结构理性主义，认为此种建筑体系完全能够适应现代建筑技术与功能的要求，理应被继承和发展。《首都计划》为此专门论述了中国建筑的优点，包括“颜色之配用最为悦目”、“光线、空气最为充足”、“具有伸缩之作用，利于分期建造”。同时指出，中国式屋顶的上层空间并非无用，它正可被用来安装电梯或放置案卷，“盖外国公署之卷帙，多藏于地窑之中，此项地窑，既费巨款建筑，又难免潮湿之患，实不如中国建筑之可放置上层也”。[30]

而这一切的要义，在于“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首都计划》写道：“中国建筑艺术之在世界，实占一重要之地位。国都为全国文化荟萃之区，不能不籍此表现，一方以观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国民之兴奋也。”[31]

蒋介石的心思

《首都计划》对《首都大计划》的最大改动，是将中央政治区的位置从明故宫旧址，移至东城墙之外的紫金山南麓。如此在老城之外建新城，颇似朱元璋当年所为，实是极具野心的计划。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城墙之内，尚有大量空地可资利用，它们多集中在城市的北部和东部。如前文所述，《首都大计划》已研究了在城市的北部——玄武湖西岸（即紫竹林地区）和城市的东部——明故宫旧址建设行政区的可行性，最后选定了明故宫。

《首都计划》将紫竹林、明故宫与紫金山南麓作了比较，认为紫金山南麓“处于山谷之间，在二陵（明孝陵、中山陵——笔者注）之南，北峻而南广，有顺序开展之观，形胜天然，具神圣尊严之象”，其优点包括：“面积永远足用”、“位置最为适宜”、“布置经营易臻佳胜”、“军事防守最便”、“于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

相比之下，紫竹林地区“全部几尽平坦，适与紫金山南麓相反，此等地面，建筑布置实难具有美观。且地在今城之北，与南京发展方向，未能相同”；明故宫地区也是“全部地面均系平坦”，“建筑方面，难臻佳胜”，更重要的是，“遍揽南京各地，火车总站最宜建于明故宫之北，而总站之南，又为商业区最良之地。一因适当发展方向之冲，地点适合；一因面积广大，适为繁盛市场，且该地现价甚低，大半又属官有；一成为商业区域，地价必倍蓰增加，政府收入，因亦大进。若取为行政区域，无论商业区域，别无他处可以相当，而政府收入损失亦当不少”。

由此得出结论：“盖用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域，则明故宫适为商业最宜之地；改用明故宫为政治区域，紫金山南麓未必可为商业用地。综上正负各面理由，中央政治区域地点，终以紫金山南麓为最适当也。”[32]

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对这个紫金山南麓方案，并无太大兴奋。他最真实的想法，可能包含在他重掌党政军大权之后，由南京市工务局编制的《首都大计划》的第三稿之中，该项计划最终把行政区调整至明故宫旧址，当是蒋介石意志的体现。

1928年10月31日，《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披露，刘纪文曾商呈“中央要人”，确定以明故宫地段为中央政治区，并获得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支持，同意提供建筑经费。所谓“中央要人”可能就是蒋介石。[33]

吕彦直力主设“中央政府区”于明故宫旧址，他在《规划首都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中建议，拆除南京东、南两面城垣“以扩成为最新之市区”，“照本计划之所拟，将来南京都市全部造成之时，此处（即明故宫——笔者注）适居于中正之位”。[34]

蒋介石，名中正，吕彦直将明故宫中央政府区描绘为“中正之位”，或已拨动蒋介石心中玄机。

事实上，在孙科启动《首都计划》之时，蒋介石已在另起炉灶。

1928年11月，蒋介石的首任德国顾问——有“坦克专家”之称的马克斯·鲍尔上校（Max Bauer, 1869~1929），率领一个26人的顾问团来到南京，其中包括曾于1907年在青岛出任帝国海军胶澳租界地建筑总监的海因里希·舒巴德（Heinrich Schubart, 1879~1955）。[35]这位学成于汉诺威工业大学、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建筑师，出任南京特别市政府顾问，并于1929年7月被聘请为刚刚组建的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的首都建设委员会的顾问，着手南京的城市规划。

茂飞的研究者郭伟杰（Jeffrey W. Cody）在2001年出版的《在中国建造》（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urphy’ s “ Adaptive Architecture, ” 1914~1935）一书中说，尚不清楚德国顾问团与美国规划团队的关系。

但从柯伟林（W. C. Kirby）的研究可知，在德国顾问团到达南京之前，1928年夏，游走于欧洲的孙科率中国考察团访问德国，削弱了鲍尔的“中间人”地位。彼时，孙科虽已大权旁落，仍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为蓝本，向德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个宏大的中国建设计划，使鲍尔的计划相形见绌。孙科获得了相当的礼遇，还与全德工业联合会建立了联系。[36]

显然，鲍尔与孙科存在着竞争关系，这种关系也可能被包含在舒巴德的工作之中。

1929年10月至1930年7月，舒巴德在《首都建设》公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否定将中央政治区设于紫金山南麓方案，强调国民与政府“不应分离”，政治区“不能建于荒僻辽远之处”，南京的发展“不应向东边之高山方面，而应向西边长江方面商业交通繁盛之区”。

舒巴德认为，“明之旧皇城，具有广大之面积，极适于作政治区之用”。具体而言，“可将皇城城墙及河沟围绕之故宫遗址，辟为公共花园，不用以建置任何房屋，其残余宫址及御沟，分段保留，以便中外人士，对于中国历史上之遗迹，有所考镜”，“围绕此围者，为国会及各院部”。[37]

鲍尔是蒋介石最信赖之士。1929年4月，这位“坦克专家”在武汉前线染天花而亡。蒋介石为其送葬，悲痛得像个“被遗弃的孤儿”。

舒巴德是鲍尔请来的，他的意见应该会对蒋介石产生影响。

“党权高于一切”

对住在城里的官员来说，与明故宫相比，去紫金山南麓上班确实是远了些。但林逸民强调：“全部计划皆为百年而设，非供一时之用。”[38]后来的事实表明，以百年之尺度，求一时之理解，确非易事。

《首都计划》列出的以紫金山南麓作为中央政治区的诸多优点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于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首都计划》对此说明：“查世界新建国都，多在城外荒郊之地，如澳京之近巴那（堪培拉）、土耳其之安哥拉（安卡拉）、印京之新大理（新德里），无一不然，一方固可规划裕如，一方亦有鼎新革故之意。该地（紫金山南麓）位于郊外，实与斯旨相符，他如地在总理陵墓之南，瞻仰至易，观感所及，则继述之意，自与俱深。”[39]这包含了孙科的良苦用心。

孙中山1924年拟就的《建国大纲》规定：“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据此，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即应结束军政施行训政，在“以党治国”的条件下训练人民行使各项权利，实行地方自治，以向宪政过渡。

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一向不满的孙科，试图凭借孙中山关于训政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的要求提升党权，以限制蒋介石的军权。为此，1928年9月，从欧洲回到南京之后，孙科、胡汉民便高喊“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一时之间，此类党化标语遍布全国。其中用意，蒋介石当是心知肚明。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称：“先总理传下来的一言一字，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敢讨论总理学说的是大逆不道；敢批评总理主张的，罪不容诛。”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条例》，规定全国各级教职员，不论是否国民党员，都必须研究“党义”，即“国父”孙中山的著作，“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集合研究”。[40]

不料，以如此极端形式推行的“党权高于一切”，惹恼了一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引来一场关于人权与党权的论战。胡适（1891~1962）批评国民党以党代法，并撰文讥讽：“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41]实是骂到了孙科的痛处。

高华在《革命年代》一书中指出，1928年后，孙科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双方的隔阂与不信任继续存在，孙科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和重用。蒋介石为了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一方面重用CC派，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另一方面，又有意提高黄埔系的地位，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后来，孙科这样描述自己心情——1928年回到南京后，“见蒋全以个人权术淫威势利笼罩一切”，自己原先在广州、武汉时的那种“精神兴奋、愉快无限的心情完全消失”，从此“无聊倦思”、“凡事皆苟且敷衍”，他之所以“勉为隐忍”，乃是考虑“党国艰危”，指望蒋介石“能有日觉悟”，“由统一和平到训政建设，以克慰举国隅隅望治之情”。[42]

这些情况就发生在《首都计划》编制之时。将中央政治区设于中山陵之侧，所谓“瞻仰至易，观感所及，则继述之意，自与俱深”，当是孙科心态的流露。

刚刚完成奉安大典的中山陵，奠堂两壁镌刻着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谁能够获得对它的解释权，谁就能够赢得这场权力的角逐。

茂飞的“国会山”

中山陵是吕彦直在1925年设计的。1929年3月吕彦直病逝后，李锦沛（1900~1968）接手了未竞之事，同时接手的还有吕彦直在广州设计的中山纪念堂。

吕彦直和李锦沛皆学成于美国，皆曾是茂飞在纽约雇用的绘图员。后来，他们随茂飞转战中国，并开办了自己的事务所。

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均将中国与西方的建筑经典巧为融合，正是茂飞所理想的“改良式中国建筑”。作为茂飞的助手，吕彦直参与了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的设计，为日后独立完成中山陵的设计打下基础。

当初设计雅礼大学时，茂飞还没有到过北京，那时他对中国北方官式建筑的了解，可能是通过日本人拍摄的影像。后来他在设计金陵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时说，正是得益于东京帝室博物馆出版的紫禁城摄影集和测稿，他才可能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完成这两所大学的设计。[43]这部摄影集和测稿，是1901年日本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1867~1954）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主持完成的，它们成为茂飞的案上之物，并对吕彦直产生影响。

作为吕彦直的建筑导师，茂飞在中山陵西南侧的坡地上，以“正宗”的“改良式中国建筑”手法设计了一个中央政治区方案。他笔下的中央政治区南北中轴线，从中山陵与朱元璋的孝陵之间穿过，越过紫金山上1500多年前的六朝祭坛。他设计的一期工程包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它们组成一个三角形庭院地块，并成为后续工程的“母版”——只需将这样的三角形“母版”，分期分批沿着中轴线向南复制、拓展，即可完成整个政治区的建设。[44]

茂飞实是深谙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之妙，正如《首都计划》所言，中国固有之形式“具有伸缩之作用，利于分期建造也。中国房屋之内多留空地，倘因经济关系而暂建某一部分，或因需用关系而增建其他部分，皆可随意擘画，不失其整个之性质。外国之房屋，则殊缺乏此项之伸缩力，每每一行建造，即须全部从事，而建造之后，倘欲有所增筑，又必多感困难，殊不如中国款式之易改变。中央政治区等各种建筑物，现以经济关系，不易同时建筑，更不能不采用中国方式，一方备日后之拓展，一方免目前之缺欠系统也。”[45]

在这样的伸缩、拓变之中，中央党部牢牢占领着中央政治区轴线的北端，那里地势高峻，正可统揽全局，彰显“党权高于一切”，被称为茂飞规划的“国会山”（Capitol Hill）。[46]

尽管1929年6月，茂飞拿出了中央政治区方案的修订稿，首都建设委员会还是在7月经蒋介石核准，悬奖征求中央政治区图案。

此次活动由茂飞、慕罗（Colonel Irving C. Moller）、舒巴德、陈和甫（南京市工务局局长）、茅以升（1896~1989）、林逸民、陈懋解（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七人为评判顾问，共征得9个方案。经评选，因“未能悉合意旨”，第一、二奖空缺。[47]

并列第三奖的第一号图案与第六号图案，均由协助茂飞工作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技正黄玉瑜，与首都建设委员会荐任技师朱神康合作完成。其中，第一号图案被收入《首都计划》的最后文本。

这两位建筑师，在紫金山南麓的“国会山”，将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套上北京天坛祈年殿的外衣，就变出了那个不可一世的中央党部。[48]（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