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写作此文，刚刚校完《拾年》书样，这部记录过去十年北京城市改造的作品，即将由三联书店印出。此后，我可以在书斋里多待一待了，我最关心的这个城市，格局已定，而我已做了分内之事，不管结局如何，总算对自己的良心有了个交代。

　　从《城记》到《采访本上的城市》，再到这一本《拾年》，我在梁思成与北京城的世界里，徜徉了二十载。这三本书，皆意外之作，我一直想着要写《梁思成传》，可是，这个计划至今未能实现。许多朋友一见面都会关切地询问：“你的《梁思成传》什么时候写完啊？”现在，我可以作答：《拾年》印出之后，我真的要开工《梁思成传》了，为写这部传记，我已作了许多准备，虽然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但我已能说服自己动笔了。

　　我是报道城市规划与建筑的记者，1991年大学毕业后到新华社工作，目睹了分别始于1990年和2000年的两次对旧城的大规模改造。我当初的困惑是：应该把这样的城市改造放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去观察？这时，梁思成的著作给了我最大的帮助，使我获得了一把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

　　2001年，我完成《城记》初稿，近60万字，它本应该是《梁思成传》，可我不甚满意，遂删去大半，使之成为一部重点记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市改造史的作品。《城记》印出后，我心中很是不安，因为城市仍在大改造之中，这该是最后的拆除了，而身为记者，我岂能无所作为？直至完成《采访本上的城市》以及这一本《拾年》，我心中的不安才有所缓解。

　　我做的只是记者的工作——尽可能向公众提供事实，并揭示这些事实与生活的关系。在《拾年》的前言里，我这样写道：“这十年里，北京制定了那么一个总体规划，终于回到了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描绘首都建设蓝图未竟的理想——建设多中心、平衡发展的城市。这个规划关系那么多人的福祉，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实现？”

　　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正是要一改北京半个世纪以来在老城上面建新城而形成的单中心城市结构，后者迫使巨量工作人口到郊区居住，又进城上班，制造了严重的交通拥堵——这正是当年梁思成呼吁必须避免的情况。

　　北京新修订的《总体规划》命运如何？《拾年》作了记录，我不在此赘述。对我个人而言，唯可庆幸的是，通过《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这三本“意外之作”，我加深了对我生活的这个城市与梁思成的理解，并能够偿还心债，更安静地从事写作。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在清华大学、北京市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康乃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处，查抄、收集了大量与梁思成和北京城有关的档案史料，并采访许多人士，获得大量口述史料。我度过了最难忘的时光，其间，又是趣味横生。从2004年至2010年，我在工作之余，到北京市档案馆查抄1949年之后的北京城市建设史料，告一段落后，对如何展开民国时期档案的查抄工作，曾有无从置喙之惑。终于，2011年我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报道中，获得一个机缘，对1928年至1930年国民政府南京首都计划作了专题研究，掘出大量史料，它们正是观察梁思成学术活动的重要背景。我撰写了两万字的文章《首都计划的百年大梦》，一度兴奋不已，欲将之扩展成书，终还是忍住了。

    我现在的任务是书写《梁思成传》，这是我的一个梦，这个梦我已做了20年。在电脑里，我为此抄录的档案史料已有数百万字，现在，该是圆梦的时候了。

刊于《北京青年报》，2012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