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答问录

    问者：晨报周刊

    答者：王军

    时间：2012年9月13日

一

自认技不如人，再到自认文化落后，人不如人，中国人的心灵经历了怎样的煎熬？1948年3月，朱自清撰文反对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修缮文物之请，理由包括：“不同意过分地强调保存古物，过分地强调北平这个文化城”，“今天主张保存这些旧东西的人大多数是些‘五四’时代的人物，不至于再有这种顽固的思想”。言语之中，还透着《天演论》的逻辑啊。

东西方文明的悲剧性碰撞，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一个巨大的投影——求富自强，总是伴随着对祖宅的摧毁、共同记忆的灭失，儿孙们顾不得思量其中的曲直，先是要把它荡平了再说。甚至，这才叫爱国。

这样的线索渐次演绎，便被掺杂太多的利益。一套逻辑哪怕持续一时，也会衍生既得利益，久而久之，逻辑也就是名义上的存在，但它还被立在那儿，因为可以掩护另一种逻辑。

——《拾年》

晨报周刊：赫胥黎认为，在自然界，物种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进化、适者生存，但人类存在一种伦理关系，能够互助互敬、相亲相爱，但严复在将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译成《天演论》的过程中，略去了伦理学的部分，只保留进化论部分，并在书中借题发挥。《天演论》的影响巨大。您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这种线性的价值观其实是隐藏在灭古出新浪潮背后的逻辑根基？1949年之后，这种逻辑又是如何与政治需要携手对北京古城进行大改造，最终形成了今日之格局？

王军：中国在古代，自认为天朝上国，视外国为化外之邦，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文化优越感，以至于近代以来，因为礼仪问题，比如外国使节是否给中国皇帝行跪拜礼的问题，加剧了中西方文明冲突的悲剧性。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于日本之后，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迅速跌落。严复的《天演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他甚至以改编原著的方式，删去了书中伦理学的部分，将原作者特别反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充斥全书，让人觉得人类社会适用的法则，也是自然界的优胜劣败。我想，严复当时这么做，也是另有苦心，他是太想着给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下一剂猛药了。可是，这剂猛药的副作用也是惊人的，它将社会达尔文主义植入了中国人的观念之中。许多中国人觉得自己的文化不如人了，甚至是人不如人了，于是就摧毁自己的文化。对古代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就是这一现象的表现。作为新闻工作者，我目睹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被大规模拆毁的过程。我看到，许多城市在拆中国之真古而建外国之假古，更是痛切地感受到其中潜伏着“人不如人”的逻辑。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真正静下心来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并不清楚被我们摧毁的遗产所具有的真实价值。1949年之后，对北京古城的大规模改造，就是这一过程的产物。我并不愿将其意识形态化，更愿意把它放入文化的视野加以考察，因为是中国人——而不是某一种制度——把这个伟大的古都拆毁的。

晨报周刊：改革开放以后，建筑界文化界对古城拆迁与改造的思考不绝于耳，但事实上收效甚微。您说进化论的逻辑还被立在那儿，是因为它可以掩护另一种逻辑。这另一种逻辑是什么？

王军：任何一种逻辑持续一时，都会衍生既得利益。后者又会派生一套新逻辑，但它还是要拿着老逻辑来说事。比如，大规模拆除古城，摆出来的逻辑就是所谓的“现代化”，而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强势群体的利益，它们的逻辑，才是开动推土机的决定性力量，在旧城被大规模拆除的过程中，社会财富发生了大规模转移，出现了向强者集中的情况。

晨报周刊：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曾提出在北京古城之外建设中央行政中心的建议，但未获采纳。现在重新审视梁陈方案，还有什么可以弥补？

王军：历史不可能重来，梁思成、陈占祥的方案，今天已不可能再实施，因为60年过去了，梁、陈当年建议建设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的区域已被盖满了房子。但是，梁、陈的思想是活的，在今天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他们强调，一个城市的健康发展，必须基于平衡发展的理念，必须促进每一个区域的居住与就业的平衡。梁、陈当年建议在旧城之外建设行政中心区，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伟大的北京古城，他们更是考虑到如果将北京古城拆毁，必导致大量居住人口外迁、城市的就业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区的情况，这会在城郊之间制造巨大规模的通勤交通。他们认为，如果哪一天北京的交通出现严重问题，这就是祸根。他们因此建议把行政中心设在旧城之外，以方便地形成多中心城市结构，实现就近居住、就近上班，各得其所。遗憾的是，他们的建议当时未获得应有的理解与采纳。此后，北京以改造旧城为发展方向，在老城上面建新城，成为了世界上最拥堵的城市之一，不幸被梁、陈言中。今天，北京要真正解决包括拥堵在内的城市问题，就必须从历史的发展中吸取教训，特别是要真正理解梁思成、陈占祥先生关于平衡发展城市的思想，切实调整就业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区的单中心城市结构，像伦敦在二战之后所做的那样，将中心城的就业功能向郊区新城疏散，以带动中心城人口的疏散，缓解城市的压力。

晨报周刊：根据北京工业大学的调查显示，截至到2004年，中央企事业单位及其附属功能的占地高达170多平方公里，多集中在四环以内。这一范围，减去道路、基础设施、公园、学校等用地后，其余用地一半以上都和中央职能有关。2005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新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这个规划提出：“保证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工作和开展国际交往的需要”，“在南苑或通州潮白河与北运河沿线的地方预留行政办公用地”。也就是说，北京有建设多中心城市的可能。您也赞成城市的多中心规划。但不只是在北京，全国各地的县市，几乎都是以行政单位为中心发展。政府建在哪儿，资源就向哪里倾斜。多中心的城市规划在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会不会沦为纸上谈兵？是不是还得依靠政府职能部门的地理迁移来实现？

王军：2005年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郊区预留了行政办公用地，并不意味着北京的多中心城市结构会因此而自动出现。事实上，2005年之后，在北京的中心城区，行政功能仍在原地扩张。虽然2005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变单中心为多中心、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但由于中央职能占据中心城区的主要用地，且在不断膨胀，对其如不在空间上加以调整，城市结构调整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这也是《拾年》一书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一轮城市化过程中，在一些城市，行政中心调整已有成功的案例，比如，青岛、深圳皆通过行政中心的搬迁来带动新区发展，行政中心成为城市扩张的引擎，一举而多得。不能简单地说这是中国特色，从国际上看，行政中心对城市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最近，俄罗斯、韩国都公布了新的行政中心调整计划，也都是希望通过行政中心的调整，带动城市结构的调整。中国应特别珍惜当下的机会，因为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之中，这正是调整城市结构的最佳时期，这时，行政中心的调整要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二

经历1958年对私房的改造，“文化大革命”对私房的没收，中国城镇房屋的产权关系出现了混乱，大量受《宪法》保护的私有房屋被违法侵占。“文革”结束后落实私房政策，由于种种原因，被侵占的房屋未能彻底退还原产权人，大规模旧城改造旋即开始，“拆”字旗下，这些老房子更是无人敢修、无人敢买，它们不是被拆掉，就是自己烂掉。

于是，中国的城市出现了一个罕见的现象：在经济增长的和平时期，城市的细胞——房屋——出现了大规模的衰败。其衰败之因，一是这些细胞的细胞核——财产权——遭到了破坏，二是这些细胞已不能够通过市场的交易自由地呼吸，它们多被划入危改的范围，产权、户籍均被冻结，结局只有一个——拆。

——《拾年》

晨报周刊：您在书中提到，2004年11月，北京新修订的《总体规划》公示，大吉片区（宣南会馆云集之处）被列入最新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可在次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的《总体规划》最后文本中，它从保护区名单中消失了。现在，历史文化保护区是如何认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诡异消失的状况？

王军：大吉片地区位于北京金中都故城之内，是古代会馆建筑最集中的区域，见证了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重大事件，历史积淀深厚，可时至今日，那里一直在被大规模拆除，让一家房地产公司大建楼盘。为什么这片区域在2004年总体规划公示时被列入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名单，却在次年总体规划被批准时，从文保区的名单中消失了？其中原委，公众却无从知晓。这也表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认定工作必须公开透明，必须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必须立即停止对大吉片的继续拆除。官方也必须解释当年是基于什么原因，把大吉片——如此具有重大价值的历史地段——从保护区的名单中抹掉的。

晨报周刊：法国巴黎选择在旧城之外另建新城，这种模式可以嫁接到中国来么？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新城的官员容易出政绩，而旧城区的官员却难以出政绩呢？现有的行政管理模式是否也是旧城保护的一个难以迈过的门槛，所以才会出现拆掉旧城区再建仿古城区的现象？

王军：国际经验表明，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保存旧城、另建新城是明智之举，因为拆除老城成本巨大，得不偿失，发展新城则可避免这些问题。巴黎在老城之外建设拉德方斯新城，避免了大拆除，节省了建设成本，使其迅速成长为欧洲最大的商务中心区，它的经验正可为中国城市借鉴。中国的城市，对新城区与旧城区的官员考核应该区别对待，旧城区的官员应该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公共服务的持续供应为主要职责，并由此建立考核标准。应该看到，一个城市能否保存其独特的文化资源，恰恰是软实力的重要保障，软实力是不能造假的，拆真古、建假古是形成不了任何软实力的，它恰恰是对软实力的破坏。

晨报周刊：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旧城保护的一个难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政府是否要牺牲部分既得利益或者部分眼前的利益？在北京有做的比较好的范例么？效果怎样？

王军：现在，地方政府存在的忽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与土地财政模式相关。由于没有开征不动产税，地方政府的收入过度依赖拆迁售地，在中央严控建设用地指标的情况下，对存量土地的再开发，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于是，旧城保护很难得到地方官员发自内心的重视。我想说的是，不动产税的改革已在试点之中，今后必将成为大趋势，它将根本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届时，文化遗产的吸引力所带来的不动产价值的提升，必给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收入。所以，有责任的官员都应该从长计议，切不可杀鸡取卵。在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方面，北京南锣鼓巷的保护已取得较好的效果，政府在那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宣布那里不拆了，于是社会资本积极进入，租售、修缮等行为发生，政府再以一个设计导则来规范，便使一个衰败的街区得以真实的再生。如果还有更为充分的社区参与、更加优化的设计导则，那里就会变得更好。

三

现在，大家都爱谈房价，那么，是什么构成了真实的住房价值呢？显然，住房的价值不只是砖头瓦块值多少钱，区位是决定住房价值的重要因素。公共服务的质量决定着区位的价值，哪里的公共服务投入越充足，哪里的住房就越值钱。公共服务的投入不会灭失，它积淀在每家每户的不动产价值里，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住房买卖就能够直接套现公共服务的投入。

中国城市目前的问题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虽然使城市的物业得到了增值，其投资却无法从物业的价值中回收，唯一的回报方式就是拆房子、卖地皮。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之下，城市失去了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官员把历史文化名城当作地皮拆售，社会舆论再激烈也无所畏惧。

——《拾年》

晨报周刊：您在《拾年》提出了“契约城市”的概念和宋代里坊制打破后出现的“城郭之赋”。宋代的“城郭之赋”蕴含着什么样的契约精神呢？那时候，公共服务的投入和回收又是如何做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王军：中国古代城市开征的不动产税——城郭之赋，出现于五代，却在两宋成为一项基本的税收制度。在中国推行不动产税改革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非常必要。北宋时期，坊墙拆除，出现了《清明上河图》描绘的街市景观，土地的商业价值显现，城郭之赋应运而生。而在这之前的中国城市，皆是以坊墙围合坊、市，沿街禁止商业，土地的商业价值被严重贬损。在《拾年》一书中，我探讨了北宋的城市形态与城郭之赋的关系，认为后者的流行，正是基于前者——开放的城市空间。其中所体现的契约精神，正包含现代城市必备的公共伦理——不动产因为其所处的地段价值而增值，后者又是公共服务投入的结果，所以，不动产拥有者应该为不劳而获付费。而最为合理的付费方式，就是缴纳不动产税，后者已是今日欧美国家城市税收的主体，在我国两宋时期已经流行，其中的经验值得借鉴。

晨报周刊：现在以拆房子、卖地皮的方式来收回投资，对城市的未来规划会产生什么恶果？

王军：由于没有开征不动产税，拆迁售地成为城市政府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唯一方式，城市便失去了稳定。现在的情况是，老房子差不多拆完了，新房子也在拆。拆迁补偿多低于当期市场价值，这带来很大的矛盾。比如，北京市的拆迁补偿，在2011年1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之前，多依据1990年代确定的评估价格。这就意味着政府要通过拆迁，将1990年代以后形成的不动产增值，一次性回收。有人为此辩护，认为被拆迁者确实不应该不劳而获。但是，被拆迁者因此而失去家园，只拿到1990年代的房价补偿，却要面对今日价格高企的市场，他的生活能不破产吗？所以，我们必须优化城市的游戏规则，不能搞得不动产的拥有者，要么是不劳而获，要么是“拆迁自焚”。

晨报周刊：在城市规划的名义下，我们的城市呈现出了“千城一面”的窘境。而您在《拾年》中提倡城市的发展要激活民间的力量，也就是说，有一份理想契约的城市，她是可以自发生长的。这种生长，依托的正是历史文化的独特积淀。“一个伟大的城市并非为一个所谓的‘伟大设计’所决定，而是诞生于一个伟大的机制。”要激活民间力量，现在遇到的难题有哪些？

王军：要激活民间力量，推行公众参与，提高社区自治水平，最大的难题仍是如何优化游戏规则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的城市目前还没有开征真正意义上的不动产税，城市的收入主要依靠出让土地、工业的增值税，这使得城市的管理者很难真正关心社会的发育。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之下，城市的管理者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维持公共服务供应的能力，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方面，而且是冲到经济发展的第一线，更看重结果，往往忽视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参与又怎么流行？而在欧美国家，基于不动产税的原理，城市运行的机制得到保障，在议会前面设一个广场让大家来提意见，政府也不会那么紧张，因为大家已是利益共同体——有了民主程序保障的社会，不动产的价值才是稳定的，它又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

晨报周刊：梁思成先生的思想中为中国留下了什么关于“伟大的机制”的遗产？

王军：梁思成先生为中国城市规划留下的最为重要的遗产，是他对真理的探索与执着精神，他勇于面向权力讲述真理，宁死不屈，此种学术人格与公民精神，正是塑造伟大城市的重要保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