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危继绝，为中华文明的存在留一个出口

    “希望切切实实保护好已残存不多的古城，拯危继绝，为中华文明的存在留一个出口，不枉首善之谓。必须立即停止对古城区的继续拆除，彻底清除古城区内的成片拆除项目。”

    问者：周娜（大佳网高级编辑）

    答者：王军（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拾年》作者）

    时间：2012年11月19日

    问：从《城记》到《采访本上的城市》再到《拾年》，为什么一直在这条路上前行？

    答：报道城市规划建设，是我在新华社的本职工作。1991年至2004年，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时，就是跑城市建设口的记者，又是以北京为基地；2004年，我调到新华社瞭望周刊工作之后，城市建设仍是我从事的大文化领域报道工作的一个重点，我的视野得以拓宽，开始从北京扩大至全国，也有机会对欧美的城市建设问题进行实地采访。我从事记者工作的21年时光，正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时期。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拉开了这一轮快速城市化的大幕，经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推动，国内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城市化进入空前增长时期，并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助推器。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中央政府果然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将存量公房私有化，一举拉动内需，并使公民财产权的意识空前提升；伴随着一系列事关财产权的社会矛盾、学术争鸣，2007年物权法出台，它为中国13亿人的社会转型——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只要理解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经历的曲折，就不难理解这一“转型平台”的意义。而这些，都跟城市建设相关。可以说，正是对以上问题的关注，我才更加专注地在自己分工的报道领域展开更加细致的工作，推出书写北京自1950年代以来城市改造历史的作品《城记》、探析中国城市化秘密的《采访本上的城市》、记录21世纪之初北京规划建设历程的《拾年》。如何以城市化转型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是当下及未来中国最为重要的故事，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敏感，继续跟踪，在更多的层面与读者分享这个故事。

    问：记录历史总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挑战，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境。您在记录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吧？

    答：新闻工作是崇高的职业，从业者遭遇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足为奇。我在工作中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超越自己在专业能力上的局限，这是一个艺无止境的过程。

    问：这二十年，北京城市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答：北京城的变化有目共睹，城市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拥堵了，环境质量面对的挑战越来越艰巨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同这样一个分析：北京的城市问题与单中心城市结构相关。在过去二十年，北京市政府推行了两次大规模改造旧城的计划，使古城区天翻地覆，还使这个城市在1950年代确定的单中心城市结构被不断强化。正是意识到这样的城市结构必然导致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北京市才在2004年修订了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完整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这一版总体规划如何才能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这是我今年完成的《拾年》一书重点关注的内容。

    问：马路、大楼、小汽车构成了城市，但这种城市也是千篇一律的，您认为最棒的城市是哪一座？

    答：确实，在这一轮城市化进程中，以小汽车为主导的规划理念，在中国制造了大量千篇一律的城市。我们看到，这样的城市皆陷入一个悖论——马路越宽大，交通越拥堵。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能够依赖小汽车交通而获得成功。美国在二战之后建设了大量依赖小汽车交通的低密度城市，在这些城市，干任何事情都得车时车出，消耗大量能源。美国规划界认识到，这样的城市是不可持续的，遂主张向老城市学习，以公共交通为主导来规划建设宜于步行的紧凑型城市。在中国，也只有那些对自己城市的历史价值有着清醒认识，避免了“小汽车陷阱”的城市，才是最棒的城市。

    问：您想象中北京城未来的模样是怎么样的？

    答：希望切切实实保护好已残存不多的古城，拯危继绝，为中华文明的存在留一个出口，不枉首善之谓。必须立即停止对古城区的继续拆除，彻底清除古城区内的成片拆除项目，真正落实2004年北京市修订、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通过完整保护老城、重点发展新城，变单中心的城市结构为多中心的城市结构，推动每一个城区的就业与居住平衡，减少大规模的跨区域交通；把最多的路权交给公共交通、自行车、人行道，减少整个城市对小汽车交通的依赖，提升经济发育能力，给市民提供更多的职业与情感的分享机会。

    问：下一个十年，必然还是一个值得呈现的十年。作为“城市的眼睛”，您还会继续记录下去吗？

    答：当然，这是我的分内之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