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不倒的丰碑

    文/王军

    2004年6月3日上午，在巴黎的一处普遍公寓里，我见到了92岁的华揽洪先生。他在家里穿西装打领带迎我，脸上是慈祥的微笑。这位作品被收入《弗莱切建筑史》的建筑大师，恳切地问我一句：“如果你在巴黎有朋友想找人设计房子，不妨给我介绍介绍。”我说：“北京有项目您愿意吗？”他摆了摆手：“我老了，北京太远了。”

    今年9月16日，华揽洪先生百岁生日。12月12日，噩耗传来，华先生在巴黎逝世。他这一生，寿而多舛，创作力最旺盛的壮年，是在他的出生地北京度过，竟无情地被政治风云吞没，上帝给这位天才建筑师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啊。

    本来，他是大有机会的。这位中国父亲与波兰母亲的儿子，在法国攻读建筑的学生时代，就开始了职业生涯。1937年，他在巴黎郊区设计了一所宠物医院，是当时少见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二战中他去了马赛，1942年参与了马赛市的扩展规划方案和Michelet公园的设计方案，1944年参与了土伦市的两个体育馆的设计。战争中法国很多建筑被炸毁，华先生在战后又把精力投入法国南方部分城市的若干重建工程：做了马赛MASSILIA港口的初步设计，为马赛老港街区和阿尔勒（Arle）市区设计了一些公寓楼。他还受法国教育部之托完成马赛近郊Marseilleveyre中学的设计——先是把一座古堡的功能改造为教学用途，然后又在古堡周围设计了全新的校区。

    华揽洪先生在法国做了五十多项大小不同的设计，事业蒸蒸日上。可是，1951年夏天，只为拳拳报国心，他毅然携全家回到中国，先后出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会第二总建筑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在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殿堂里，他堪称第一人——在那个时代，在中国杰出的建筑师当中，只有他，是如此不妥协地专注于现代主义建筑创作，而不是将此种创作当作选项之一。他竟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他一回到国内，现代主义建筑就遭到主宰中国建筑界的苏联专家围剿，后者发起了一场被称为——“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斗争在建筑理论、建筑思想领域里的反映”——的批判。一时之间，复古主义思潮笼罩设计领域。1955年，毛泽东发起对复古主义的批判，却不给现代主义“摘帽”，建筑师们无所适从。就在那时，华揽洪先生一边撰文为杨廷宝先生设计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北京和平宾馆辩护，一边完成了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里程碑——北京儿童医院的设计。1957年，梁思成先生赞曰：“这几年的新建筑，比较起来，我认为最好的是儿童医院。这是因为建筑师华揽洪抓住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不论开间、窗台，都合乎中国建筑传统的比例。因此就表现出来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梁先生一生致力于建筑国故之整理，以图建筑文明之再造，他发现中国传统建筑纯粹的框架结构法、模数制造法等，正是与现代主义相通的，这正是再造中国新建筑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在儿童医院成为了现实，后者当之无愧地被收录于《弗莱切建筑史》第二十版。

    可是，华揽洪先生的探索在1957年戛然而止。在整风鸣放中，他对苏联专家指导的北京城市规划提出不同意见，批评北京城市建设“把庞大当成伟大”，对苏联式复古主义不屑一顾：“在莫斯科大街上不能睁眼，苏联建筑太恶劣。”没有任何悬念，他被打成了右派，无法再正常执业。1979年被平反时，他已退休了，返回巴黎定居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华先生精心设计的儿童医院的标志——被誉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纪念塔的“水塔烟囱”，竟在2008年1月，不顾建筑界人士的激烈反对，在一项拆除北京城区废弃烟囱的计划中被夷为平地。这处建筑杰作的命运，与设计者的命运，竟是那样般配。没有人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华揽洪先生，他要是知道了，真不知还能不能活到一百岁。北京太远了，他的腿力已不及，实在是太好了！

    行笔至此，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华揽洪先生慈祥的微笑。在巴黎的那一间公寓里，他对我说：“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今日建筑》杂志经常介绍现代主义建筑，对我帮助很大。可是，学校里的许多老家伙根本不懂现代主义，说话就是一股老态。”说到这儿，华先生以年愈九旬之躯摹仿那些“老家伙”的老态，令我忍俊不住。他接着说：“有一次，我跟一位老师介绍密斯（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先驱），那位老师听不懂，问我：哪位小姐？（小姐的英文读音与密斯相似）”闻罢，我笑出了眼泪。今日，却是别样的眼泪。华先生，您在天堂安否？

2012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