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联合国大厦设计伙伴的久别重逢，如此充满了政治，或许是冷战时代的“黑色幽默”

    文/王军

    2008年4月，在康乃尔大学图书馆，我打开美国规划学家克拉伦斯·斯坦因（Clarence Stein）的档案，读到一则故事——1948年2月12日，斯坦因在给梁思成的信中写道：“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被邀请在耶鲁大学演讲。由于相当怪异的原因，国务院拒绝他进入这个国家，声称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美国国务院的“情报”确切。尼迈耶，这位1907年出生的巴西建筑大师，年轻时受到巴西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独立的思想影响，成为一名共产党人。尼迈耶与梁思成均在1947年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前者是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里程碑式人物，致力于将感性注入理性；后者是中国建筑史的发现者，主张将人文主义注入“反历史”的现代主义。

    当地时间2012年12月5日晚，尼迈耶在他的故乡里约热内卢逝世，享年104岁。他大概是世界上工作时间最长的建筑师了——103岁时，他为西班牙设计的“阿维莱斯国际文化中心”交付使用。1963年10月，梁思成与尼迈耶在巴西利亚有过一次重逢，前者给后者赠送了一册《毛泽东选集》。彼时，梁思成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1962年，尼迈耶主持设计的巴西新都——巴西利亚，历五年基本建成。次年10月25日，梁思成以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到访。巴西利亚，这个后来被称为“二十世纪理性主义城市的最佳记录”，让梁思成很不适应。梁在日记中写道：“Brasilia（巴西利亚）的初步印象是荒凉半毛之地。红土，无大树，许多大楼，尤其是Palace Hotel，更孤单。道路宽广，高级路面，全是立体交叉，建筑单调。诗曰：飞临巴西里，‘皇后’在湖边。狂风平地起，四顾无人烟。东道杳如鬼，游客更非仙。参观既无路，睡觉各争先”，“在Brasilia的总印象是：建筑师的游戏，不顾经济，标新立异，形式主义，铺张浪费之尤。如此下去，通货膨胀将无止境”。

    抵达巴西利亚次日上午，梁思成即到“大学区”访问尼迈耶。“坐了许久未来，刚坐上车要走，他来了。相见尚亲热。”在当天的日记里，梁记下了尼迈耶，这位少他6岁的建筑师所言：“今天Brsl（巴西利亚的英文缩写）建筑师的工作，政治比建筑更多，更重要”，“我们在两条战线上同在一边——政治、建筑”，“在莫（指莫斯科）、北（指北京）之间，我们在中间，而倾向北京”，“愿到中国看看。57（指1957年）到莫，怕飞机，坐火车须十天，未去”。梁思成当即向尼迈耶发出邀请，说从莫斯科坐火车6天就可到北京了。这次见面，尼迈耶给梁思成留下的印象是：“原说很修（指修正主义），看来还算不错。”

    第二天下午，梁思成应邀参加总统秘书的午餐，可是，“到了餐馆，等了许久，说秘书因接见一些工会代表不能来。Niemeyer（尼迈耶）亦因病不能来。政治空气，明显地感觉到”。这时，梁思成拿出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托尼迈耶的部下转交。晚约20时30分，尼迈耶来访，“说因病已两天不食，谈5分钟即行”。

    这两位联合国大厦设计伙伴的久别重逢，如此充满了政治，或许是冷战时代的“黑色幽默”。尼迈耶所言“政治比建筑更多，更重要”，应该包括他在巴西利亚设计中的乌托邦理想——为了消除社会差异，尼迈耶把居住区的公寓都设计成一个标准。可是，1964年巴西军人当政，尼迈耶被流放至欧洲，1985年返回祖国，眼见这些公寓已成为精英阶层的住所，低收入者则被驱至城外的贫民区。巴西利亚的功能主义城市弊端暴露无遗，其超大尺度的功能分区使整个城市如同一台冰冷的机器，没有人愿意在这里生活，高官富商们总是乘飞机穿梭于首都和里约之间，梁思成当年反感的失去人性尺度所带来的问题一一呈现。

    向梁思成讲述尼迈耶遭遇的斯坦因，正是功能主义城市规划的先驱。1933年斯坦因设计的“汽车时代第一城”——美国新泽西州的雷得朋（Badburn），是包括巴西利亚在内诸多现代城市取经的法宝。巴西利亚的“学习成果”是，整个城市失去了多样性以及步行的乐趣。尼迈耶的名言——“当一种形式产生美时，它就成为建筑中功能的、因而也是基本的东西”——在这里接受了审判。

发表于《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