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之高低

         文/王军

         近读美国作家米歇尔·梅耶的著作《老北京最后的日子》，一则故事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帝都北京有着低矮的天际线，它沿着紫禁城的屋顶，呈波浪般荡开，”梅耶写道，“英国大使随员记录了1865年斯坦利勋爵的讥笑：‘北京是一个巨大的失败，难道不是吗？整个城市连一幢两层的房子都没有，是吧？’”

         斯坦利说北京没有一幢两层的房子，或是因为他没有到过北京，只是草草翻了翻英法联军随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拍摄的那部著名的《中国》影集。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焚烧并劫掠了圆明园之后，比托把相机放在了北京的正阳门上，朝北拍摄了一组180度的城市俯瞰图，所见鳞次栉比的单层屋宇，确实容易给人留下那般印象。可是，比托的相机背后，即是数层之高的巍峨城楼，北京何至于连一幢两层的房子都没有呢？

         不过，斯坦利所说的房子是House，这个词多指住所。若如此，他的后一半描述还算靠谱。确实，中国古人居家必接地气，不愿被束之高阁。汉代儒生曾就高层建筑问题唇枪舌剑，结果以“远天地之和也，故人弗为”而作罢。

         梅耶接下来的叙述更加有趣。“轻蔑，是相互的，”他写道，“在18世纪，康熙皇帝看到欧洲的房屋绘画，如此评论：‘勿庸置疑，欧洲一定是一个极小极可怜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土地建设城市，居民们不得不在空中生活。’”

         梅耶所引康熙皇帝的评语，见于1743年法国传教士王致诚从北京写给巴黎达素先生的书信。“他们（指中国人——笔者注）已经习惯于自己的建筑形式。在他们眼中，我们的建筑根本算不了什么。”王致诚在信中说，“你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看待欧洲建筑或一些我们的代表性建筑吗？欧洲的住宅和高大建筑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我们的街道被他们看成是在大山之间凿开的路。我们的房屋他们认为像是从远处看的穿了窟窿的悬崖，多少有点像野兽的洞穴或是熊窝。我们把一层楼建在另一层楼的顶上的做法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并且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一天内几次甘冒风险爬到五、六层楼上去。”接着，他转述了康熙皇帝的那番话语，并表示：“我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都认为有正当的理由。”

         王致诚写信之时，欧洲正处于对中国文化满怀憧憬的启蒙运动时期。英国王室建筑师钱伯斯1757年出版《中国建筑、家具、服装、机械和器皿的图案设计》，1772年出版《东方园林论》，为欧洲的“中国风”推波助澜。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钱伯斯设计了一座八角形的中国宝塔，十层，49.7米高，虽然其层数不符合中国宝塔层数均为阳数（奇数）的传统，却明白无误地告诉西方人士中国并非没有建造高层建筑的能力。那时，从中国这个“新发现”的文明国度进口的物品和“中国风”建筑，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至于不少评论家不无讽刺地说，不用太久，“乡村的教堂和简陋的奶制品作坊，就会顶着宝塔形的屋顶，并且用铃铛和龙装饰它们的飞檐”。

         然而，1792年至1794年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颠覆了欧洲人对中国的正面印象。作为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使团参加乾隆皇帝83岁生日典礼，希望与清廷就解除现有的贸易限制、设立使馆等达成一致。尽管使团进献了珍贵的礼物，他们的愿望却未能实现，很大原因是文化上的冲突：乾隆皇帝将英国当作理应朝贡的附庸国来对待，马戛尔尼则对中国宫廷礼仪不屑一顾，拒绝给皇帝磕头。这件事在欧洲颇受关注，引来颇多对中国的嘲讽。从此之后，欧洲人普遍以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倒行逆施的国家，他们对“中央之国”的兴趣淡去。马戛尔尼的随行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中国影像在欧洲热卖，画中之人，已无“中国风”时期天使般的东方面孔。40多年后，英国人用曾向乾隆皇帝展示过模型的战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导致了一系列文化上的后果，斯坦利无中生有的“诧异”便是其一。

         颇具戏剧性的是，在中国内部，以建筑之高低判文明之高低的“斯坦利逻辑”渐成主流。如今，康熙皇帝的说辞几乎无人知晓，越来越多的高楼矗立在紫禁城周围，帝都北京的天际线消失了。2008年，梅耶以忧郁的笔调完成了他的老北京拆除史，其笔下，北京——那个“巨大的失败”——已来日无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