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北京市在旧城之内又启动人口疏散计划，如何不重蹈覆辙，值得再加检讨 

    在中国的城市规划史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史中，2005年由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在国内首次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机制作出规定，要求：“推动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房屋产权，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

    此前，北京市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规划条文存在“主体缺失”现象。上一版总体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至2010年）》提出了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目标性要求，包括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新建筑的形式和色彩，要与该区原有风貌协调一致，与之不协调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要加以改造”，“旧城改造要基本保持原有的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等。可是，这些工作由谁来实施？规划条文未予明确。于是乎，开发商摩拳擦掌而来，高举着“保护”的旗帜，以强制性的方式把原住民大规模迁走，拆空地皮，大造“新古”，以为只要满足了总体规划关于形态保护方面的要求，就可以越俎代庖。

    2002年，北京市实施的第一个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工程——南池子工程，即以此种方式推行，将工程范围内原有的约200个院落拆除殆尽，大建“假古董”，造成的后果，正如当时数位院士、文物保护专家指出的那样：“失去了城市的历史延续性”，“留给后人的是二十一世纪初彻底改造过的新北京，而不是建都850年的原汗原味的老北京”。

    可是，南池子模式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被批复后，仍在北京前门地区上演。2006年启动的前门地区改造工程，将鲜鱼口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居民悉数迁走，由开发企业大造仿古建筑，不但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性，还摧毁了这一地区城市生活的多样性，使商业陷入萧条。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北京市在旧城之内又启动人口疏散计划，如何不重蹈覆辙，值得再加检讨。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在提出前述保护机制之时，特别指出，旧城部分地区出现衰败的趋势，是由于市场机制、房屋产权制度不完善等诸多因素造成的。这样的分析切中肯綮。应该看到，北京在历史上并无今日这般由政府主导、开发商为主体的大规模危旧房改造工程，房屋的健康过去多由居民自我维持，这正是基于产权明确，市场流通，居民建房有明确的官方导则可循。在这样的机制下，居民修缮有动力，市场流动添活力，修屋造房有章法，官方也省去了大拆大建的扰民与自扰。

    中国有一句古话：“富贵不过三。”到了家庭第三代，随着人口的增加，一套四合院不够住了，家庭成员就会分家细产，各置家业，四合院遂不会沦为大杂院——此种机制对城市住宅生命的延续至关重要，其合理性已被北京悠久的城市发展史所证实。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进行房地产总登记，对公逆产予以清管，向私房户发放房地产所有证，后者须缴纳城市房地产税，房地产权能够市场流通，城市住宅古老的生长之道得以维持。可是，在极左时期，私有住宅的产权体系遭到破坏，私房或被违法充公，或被违法侵占，大杂院和危房问题由此产生。文革结束后，对私房政策的落实经历了漫长过程，至今尚未彻底解决，更是恶化了房屋的质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官方启动大规模危改计划，面对拆迁的强势，老房子虽然身处黄金宝地，也是无人敢买、无人敢修。面对此情，《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对症下药，对保护机制作出规定。作为一项地方法规，它必须得到北京市各级政府的严格遵守和执行。

    北京市已在南锣鼓巷、烟袋斜街等老街区推行了这样的保护机制。这些本已萧条的街区，由于政府抹去了“拆”字，制定了修缮导则，进行了必要的基础设施改良，提升了地段价值，使市场力量得以积极介入，老街区得以再生。实践证明，让居民成为修缮保护的主体大有可为，若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房屋产权，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复兴可望更上一层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