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驳《新京报》记者谬评

——为林徽因先生辨

1月9日《新京报》的文章《梁思成文章大段借鉴日本学者？》剣指梁思成先生，因为提到了梁先生1932年去蓟县以后所写的论文。其文即：“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称，梁思成和林徽因在193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大段文字都借鉴了日本人伊东忠太写的《支那建筑史》一书，而非他们原创。”接下来《新京报》记者作了特别的发挥：“朱涛举了1932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各自发表文章的例子，文章全面概括了中国建筑史。‘但是他们在1932年6月才开始第一次研究中国古建筑，来到河北蓟县。’（又是朱涛的话）于是朱涛就找到当时相关书籍和梁林的文章对比，发现其中很多内容借鉴了《支那建筑史》一书。”从这篇报纸的叙述，熟悉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人，很容易逻辑地联想到这是在暗指梁思成在1932年考察蓟县独乐寺之后所完成的论文《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笔者已经就这一问题，对记者的谬评做了驳斥。

然而，笔者的那篇拙文也受到某种质疑，质疑的焦点是，朱涛的所指可能是指林徽因先生于1932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所以，你的反驳是不在点子上的。

先声明一下，笔者没有读过朱涛的书，之前所发的拙文，也没有任何有关朱涛书的评论。笔者只是就《新京报》记者直言直语的《梁思成文章大段借鉴日本学者？》并根据其文中所引朱涛有关梁先生1932年6月（实际是4月）去了“河北蓟县”而逻辑地认为是指梁先生的那篇文章，如果说其文所指不是那篇文章，在现场听朱涛演讲，并且可能也见了朱涛原书的《新京报》记者，为什么要做出这样明显的暗示，并且将矛头毫无隐晦地直接指向梁思成呢？难道张冠李戴、指桑骂槐是这位记者的职业病吗？

不过，对笔者拙文的质疑，倒也提醒了笔者。因为《新京报》的记者说，“朱涛举了1932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各自发表文章的例子”，也就是说，朱涛可能另有所指，只是记者为了更加夺人眼球而将目标集中在了梁思成身上。不管记者是什么居心，但脏水最终是泼在了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个人身上。如此，笔者也不得不为林徽因先生做一点辩解。

1932年林徽因的确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那就是《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上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也就是说，那位记者，或者朱涛所指“很多内容借鉴了《支那建筑史》一书”之文很可能指的就是这篇文章（再重申一遍:笔者没有读过朱涛的书，这里也是根据记者文字中描述的时间段逻辑地推测出来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林先生1932年的这篇文章，并将其与在1937年才翻译出版的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即记者及朱涛所说的《支那建筑史》）一书中的相应章节做一个比较。

的确，伊东的书中确实有一个章节，谈了与林徽因相同的话题。其书第一章第七节的标题是：“中国建筑之特征”，从标题看，这一节与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文最为接近。那么，我们就将这两篇文字做一点比较。（要注意，伊东的标题是“中国建筑之特征”，而林文的题目是《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有一个“论”字，即使之前有什么人提出过“中国建筑之特征”，或学界有这方面的共识，也可以去“论”。例如“论人之直立”，人之直立是共知的事实，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但可以去“论”，有不同的视角去“论”）。

先看伊东这段文字的叙述结构。伊东忠太为中国建筑总结了7个方面的特征：

1. 宫室本位； 2. 平面；3. 外观；4. 装修；5. 装饰花样；6. 色彩；7. 材料与构造

这7个方面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逻辑架构：从以宫室为本位的特点，谈到平面、立面、装修、色彩、材料、构造。[1]这几乎是所有讨论房屋建筑的文章，都可能因循的基本逻辑。如果说林徽因借鉴了伊东的文章，最可能的做法应该是参照这7个方面的讨论展开。

然而，事实上林先生却用了截然不同的思路与逻辑链。首先，林徽因并没有将其文作小节划分，而是以她特有的一种具有散文意味的逻辑叙述方式展开论述：先有一个总论，说明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2]

接着，从西方建筑史上著名的维特鲁威建筑三原则出发，对中国建筑达到结构和艺术上极复杂精美的程度，而外表上仍呈现一种单纯简朴的气象做了独到的论述。

然后，就建筑之由初创，到成熟，再到堕落的历史发展规律加以表述，并以其特有的简洁明快而颇具文学化的文字，对中国建筑最初形成的基本特征加以了分析，从间架，到架构，以及屋顶、屋顶的曲线、瓦饰、脊吻、角梁等等。接着林先生谈到了中国建筑最具特色的斗栱，斗栱以下的柱子、以及屋身以下的台基。[3]显然，林徽因与伊东在文章结构上了无相同之处。两者间惟一相同之处是两人都谈到了“平面”一节，此外，伊东专设“外观”一节，其中谈到了屋顶部分，而林徽因是从结构间架的叙述自然过渡到对屋顶的描述的。

林徽因的叙述方式，以及相应内容，如对斗栱的特别强调，对间架的描述，对材料受力特征的分析等，并未见于伊东书中的这一节。的确，两人都谈到了中国建筑的不足，林徽因谈的是中国建筑对木材之力学性能及三角形几何特征的认知不足，从而造成木料的浪费。伊东所说却是檐端上翘之不甚合理，年代一久，反而招致檐角受挫或下垂。两相比较，彼此没有任何交集，说明两者没有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关建筑理论性、艺术性的表述，如实用、美观，以及材料的力学特征等等，在伊东忠太书中的那一节中，都没有提及，这或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林徽因更重视“论”，包括艺术层面与技术层面的“论”。

对这两篇文字稍加阅读，就会发现，这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且年龄相差37岁）的学者，各自就同一件事情所做的风格迥异的表述。如果说伊东忠太的这段文字，更像是一位老成的建筑史家刻板、严谨、逻辑的学术性文字。林徽因的这篇文章，信笔由缰，挥洒自如，文笔简练，如散文般娓娓道来，却自成逻辑，对极刻板的建筑问题，如讲故事般轻松潇洒，更像一位优雅而朝气蓬勃的青年建筑师的文论性表述。

与伊东忠太就房屋说房屋不同，林徽因受的是西式教育，其论开门见山就谈维特鲁威的“坚固、实用、美观”建筑三原则，文中也多提及西方建筑、欧洲建筑、古典派等等的概念。两者之间在文章结构上没有任何雷同的表述，在逻辑顺序上，更是各自成章，彼此没有关联。

那么，《新京报》记者所转述的朱涛的话 “我吃惊地发现，梁思成的研究还有大量的空白，大量的研究都是想当然的重复和抄袭，很少有独立发掘史料的分析。”就十分令人费解了。需要注意的是，据记者的引言，朱涛似乎在这里用了特别严苛的词：“重复和抄袭”。我不知道这样的罪名是依据什么样的逻辑方式得出来的，因为经过了仔细的对比，笔者也找不到两篇文字中任何一句话是完全相同，可以称得上是“重复或抄袭”的语句。这一指责是空穴来凤，还是捕风捉影？

当然，毋庸讳言，林徽因先生的文章中，很可能也会有借鉴前人建筑著作中的内容。仔细地搜寻，大约能发现2处。

1. 提到了维特鲁威的“实用、坚固、美观”建筑三原则。这是建筑界的常识性知识。

2. 其文中所说：“在四根垂直柱的上端，用两横梁两横枋周围牵制成一‘间架’。”[4]像是借鉴了15世纪意大利人菲拉雷特建筑起源观念或18世纪法国人洛基耶的原始棚屋概念。只是这里用来表述中国建筑的“间架”概念，与菲拉雷特或洛基耶的观点没有任何上下文语境关系。应该属于间接借鉴，或受其启发，而用之于中国建筑表述。但也可以由此看出林徽因对西方建筑理论的熟悉程度。重要的是，这两点伊东都没有提到。

我们知道林徽因先生是在英国长大，又在美国读书，日文并非其专长。说林先生在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中文版于1937年出版之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熟知伊东书中的内容，当是臆测。但也不排除林先生文字中，可能从不同渠道借鉴了与伊东书中内容相类似的东西。仔细搜寻，大约可以看出3点。

其一，林徽因在综述部分提到了“东方三大系建筑”（原文是：“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他两系——印度及亚拉伯（回教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5]）；而伊东在其书总论第一节也提到了“在东洋亦自有三大系统”（原文是：“三大系统者，一中国系，二印度系，三回教系。”[6]），两种表述各不相同，然而说的却是同一件事情。

这一说法是始自伊东忠太，还是世界建筑史中已有的常识性概念，还无法确定。至少在伊东之前的英国人弗莱彻尔的《比较建筑史》中，在那棵著名的“建筑之树”上，位于树干下部右侧的三根树枝，分别是中国建筑、印度建筑与亚述建筑。亚述文明代表的是阿拉伯游牧民族祖先闪米特人的古老文明。也就是说，这里的三根树枝，恰恰说明了英国人弗莱彻尔在其世界建筑体系中，是将亚洲古代建筑分为了中国、印度与亚述这三个古代文明体系的。伊东的三大系之说，很可能就是从这里借鉴而来（注意：伊东对于自己的诸多观点，也没有标出任何出处）。熟悉西方建筑史著的林徽因，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著作中获得这一概念，尽管我们不排除她也可能知道伊东提到了这一概念。

其二：林徽因在谈到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建筑屋顶时，说到了：有说中国屋顶乃根据游牧时代帐幕者，有说象形蔽天之松枝者，有目中国飞檐为怪诞者，有谓中国建筑类儿戏者，有的全由走兽龙头方面，无谓的探讨意义，几乎不值得在此费时反证”[7]；这似乎与伊东有关中国建筑特征之“外观”描述中，提到的天幕起源说，构造起源说，喜马拉雅杉树说有一点关联。

对中国建筑的这一推测，亦出自西人的著作。1905年出版的弗莱彻尔的《比较建筑史》第五版第649页，提到中国建筑起源于“tent”或“bamboos”。而在该书第五版的索引文献中还透露出，在1890年出版的另外一本英文建筑书中，对于“tent”起源说已经给予了质疑。这说明中国建筑屋顶的“帐幕起源说”，早在19世纪的弗莱彻尔之前就已经存在，更遑论20世纪的伊东忠太。乐嘉藻的《中国建筑史》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如他在提到中国建筑的屋顶时，认为其可能来自北方之“幄”。他进一步延伸说：“幄者，幕也，亦即今日蒙古人所用之行帐。……其最单简者，但用两片编系之物，相倚而成人字之形。”[8]当然，乐嘉藻之书，出版于1933年，时间略晚于林徽因文。由此可知，这些观念很可能在当时已成常识。

林徽因是从西方著作，还是从伊东书中获知这一概念，无从考证。因为两个人所引概念并不相同，伊东用了“天幕”概念，意为天穹，而林先生用了“帐幕”概念。可能两人在观点上并无交集。但林先生在“有说”之语时，其实已经申明此类诸说，其来有自。只是她不屑于深究这一话题。

其三：林徽因林也提到了中国建筑的平面布置，中国建筑“平面布置上最特殊处是绝对本均衡对称的原则，左右均分的对峙。”[9]她同时谈到：“例外于均衡布置建筑，也有许多。因这样沉闷的布置，致激起浪漫的变化；此若园庭，别墅，宫苑楼阁者是，平面上极其曲折变化，与对称的布置正相反其性质。”[10]伊东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确实也取了类似的描述：“中国建筑之平面布置，不问其建筑之种类如何，殆常取左右均齐之势，此亦事实也。”“然中国人有特别之必要时，亦有破除左右均齐之习惯而取不规则之平面配置者。”[11]这里既难以排除林先生可能从伊东处有所借鉴，也难以排除，她早已从西方人有关中国建筑的描述中，了解了这一观点，或者说，作为一位建筑学家，她和梁思成先生，对于自己熟知的中国建筑，与西方人，或日本人，在面对相同问题时得出了相同结论。（关键是中国传统建筑“平面布置上均衡对称”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人所共察，只要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人都可以归纳总结得出这个结论。无需后来研究之人只能通过前人的结论才能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林先生文章与伊东忠太中文版本（注意：中文版本的问世晚于林先生文章数年。）仔细对照找出的这3点可能有所关联的内容，如果加以评判的话，最严苛者，也不过是“借鉴”。而且，客观上，我们也不必排除林先生有可能通过懂日语的梁思成先生，对伊东著作中某些观点有所了解的可能。对梁思成、林徽因素有研究的赖德霖先生，也提到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可能借鉴了伊东忠太著作中的个别观念。[12]

洋洋近万言的文章，在仅仅几处几乎是常识性的概念上，略与伊东忠太相近，本来就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从对于中国建筑史早期学者，最初心路历程的形成，或学术语境之建构的解释，对这几点借鉴加以提及，并有善意的分析，是无可厚非的。但睁着眼睛说瞎话，硬是将不多的几处建筑常识性观念上的相互接近，说成是：“大段文字都借鉴了日本人伊东忠太写的《支那建筑史》一书，而非他们原创。” “大量的研究都是想当然的重复和抄袭，很少有独立发掘史料的分析。”这种罔顾事实的胡说八道，就只能是令人不齿的了。

写到这里，不仅令笔者想到了鲁迅的几段话。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曾被人诬为有“抄袭”、“剽窃”日本人盐谷氏书中内容的做法，鲁迅在其所写《不是信》一文中特别提到了这件事情，这里或可摘其一、二：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说诗歌小说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13]

鲁迅先生比梁思成、林徽因要年长一些，不过，大约也在同一时代生活过一段。鲁迅的这些话，大致也代表了那个时候知识份子的学术原则。不同的诗歌与小说彼此是不能有相近之处的，但有关客观事实的讨论或历史性研究则不然。因为不同的文章，在说相同的事情时，彼此有一点相互的借鉴，也是可能的。关键是要有自己的文字架构，自己的表述方式，自己的逻辑链。如果说在对于个别事实性问题上，有相同或相近的表述，就大惊小怪，那或也应了鲁迅所说的那句话：“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比如说说到中国建筑的平面特征，有谁能够凭空地“捏造出”一个与伊东忠太的描述毫无关联的“新奇的”事实呢?

林徽因在写中国建筑特征的时候，用了自己的话，表述的绝大部分也是自己独特的观点，甚至用了具有自己风格的语言特征，只是在个别常识性、事实性问题上，说了与同行学者大致相近的话，或者说，其中可能借鉴了一点什么，就被夸大为“大段文字都借鉴了……而非他们原创”并被归在“想当然的重复和抄袭”之列。这样的做法，或也正是貌似“正人君子”的人的“特别意见”，只是在颠覆建筑史学史，诋毁前辈学者，借以抬高自己身价的时候才适用的。

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被诬有“抄袭”时，胡适曾经站出来为鲁迅辩解。这说明在当时的知识界，在谈到历史等客观性问题时，以事实为蓝本，“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并算不得有什么不当。只是今日后生无事生非罢了。

王贵祥

2014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