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与差异：中国建筑的平面浪漫

林徽因 张楠绘 本文作者赖德霖： 199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中国美术史专业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副教授。

《支那建筑史》封面

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第二图 图一

中国木框架结构体系示意图梁思成绘

    ◎文/赖德霖

    编者按：前不久，朱涛先生在自己新著《梁思成与他的时代》首发式上做了发言，他的一段话引发了这样一场讨论，即林徽因的文章是否大段借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本版今天刊发赖德霖先生的文章，作为一家之言参与讨论。《星期学术》版今后欢迎争鸣类的文章，愿意为学界各方观点提供发表的平台。

    〖为评价中国建筑找到一个美学基础〗

    1932年3月，林徽因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关于中国建筑的论述——“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1期，1932年3月，163-179页）。这篇文章包含了三个重要思想：第一，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框架结构，这一点与西方的哥特式建筑和现代建筑非常相似；第二，中国建筑之美在于它对于结构的忠实表现，即使外人看来最奇特的外观造型部分也都可以用这一原则进行解释；第三，结构表现的忠实与否是一个标准，据此可以看出中国建筑从初始到成熟，继而衰落的发展演变。这些思想后来贯穿于她与梁思成有关中国建筑的论述。

    已有学者指出，这篇文章是1931年11月19日林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小礼堂为外国使节讲演中国建筑的文稿。（李军：“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的逻辑——林徽因、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讨”，《建筑史论汇刊》，第5卷，2012年。诗人徐志摩当天从上海赶赴北平听讲，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笔者在2012年曾发表“28岁的林徽因与世界的对话——‘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评注”一文（《Domus中国》，第61期，2012年1月），从史学史的角度对林文文本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与前人立论的“对话”关系。

    近日，朱涛先生在其新著《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的首发式上说，林文“大段大段的文字是借鉴了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此话被一些媒体记者断章取义，以“香港学者质疑梁思成：文章大段借鉴日本学者”为题进行了报道，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误解。故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拙文中对林文与伊东著作的对比内容重新整理发表，交由读者去判断是非。

    在1930年代中国建筑史学者开始研究本国建筑之前，西方和日本学者早已展开了对于中国建筑的调查，并先后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他们以自己对中国建筑的认识，建构了一套有关中国建筑特征、文化关联，以及历史属性的“话语”。作为新一代学者，梁思成、林徽因进入这个领域，不可回避地要与这个既有话语传统进行对话。林徽因就是第一位“出场”的中国建筑史家。除了由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提出的建筑“三要素”标准（第5段），她所借助的批评理论和叙述方法主要有三种，这就是当时西方建筑美学中具有主导影响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第7段）、材料构造真率性原则（第8、第45段），以及美术史研究中以18世纪德国美术史家温克尔曼的著作为代表线性发展叙述（第9段）。

    在文章中林徽因对前人关于中国建筑的看法有认同，但更多的是更正，甚至批判。如她关于反曲屋面在防水和采光方面的功能的讨论（第19段）认同的是英国建筑史家James Fergusson的观点；关于中国建筑斗拱演变规律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中国建筑的发展趋势的讨论（第36、37段），接受的是瑞典美术史家喜龙仁的观点。（详见李军文）而她对中国建筑之美的结构和材料本质的认识、对中国建筑发展脉络的认识（第3段），以及对中国建筑屋顶造型起源的判断（第34段），则是针对英国建筑史家James Fergusson、Banister Fletcher,以及德国建筑史家Ernst Boerschmann的批判。

    与众外国学者相关的论述都不同，林文在结语部分（第47段）将中国建筑与同为框架结构的现代建筑相类比以证明其复兴的可能性。正是因为相信“中国架构制既与现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则”，林最后充满信心地说:“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有过激变动，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

    “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无疑是中国建筑史研究中一篇里程碑性的论文。在此，林徽因借助于西方近现代建筑中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为评价中国建筑找到了一个美学基础，从而全面地论证了它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它的历史演变脉络、它与现代建筑的关联，以及它在现代复兴的可能性。它还体现了一名民族主义知识精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愿望。

    毋庸讳言，林文也有多处涉及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讨论过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伊东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对于中国建筑的普查，并于1931年出版了《支那建筑史》（载于《东洋史讲座》第11卷。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中文版，由陈清泉译补，梁思成校订，中文版名为《中国建筑史》）；第二，从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初，伊东就与中国学者们有着频繁的交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伊东与中国学者有着相似的目标，即他为了捍卫日本建筑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也需要去捍卫被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述贬斥的中国建筑。

    林文与伊东著作在内容上可作比较的部分有6段。这6段又可分为与伊东所讨论的问题有关但立论角度与观点有所不同的4段（1、17、21、38段），以及认同了伊东观点的2段（42、43段）。此外，伊东著作也提到了林文第19段在讨论反曲屋面在防水和采光方面的功能时所认同的Fergusson观点，但他并不完全同意。

    〖林文对伊东著作的唯一认同是哪处〗

    以下还是让我将拙文对于这些相关段落的分析略加修改收录在此，敬请读者判断林文与伊东著作的具体关联。

    林文

    第1段之一：

    作为“东方三大系”之一的中国建筑

    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它两系——印度及阿拉伯（回教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

    [评注]

    在《支那建筑史》中，伊东忠太说：“中国之建筑在世界建筑界中，究居何等位置乎？若将世界古今之建筑，大别之为东西二派，当然属于东洋建筑。所谓东洋者，乃以欧洲为本位而命名者。虽依其与欧洲相距之远近，区别为近东与远东，但由建筑之目光观之，在东洋亦有三大系统。三大系统者，一中国系，二印度系，三回教系。此三大系各有特殊之发达。”（4-6页）在此，伊东肯定了中国建筑作为东方建筑的一个特殊系统的重要性，也就肯定了作为中国建筑的衍生系的日本建筑存在的价值。

    “系”的概念在近代亚洲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体现了在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背景下，亚洲知识精英们对于自身文化在世界语境中的地位与价值的思考。仅如中国，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中就曾将世界哲学分为东西两支，各支又分别以中国与印度两系和希腊与犹太两系为代表。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也曾根据文化精神的不同，将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他们这种分类的目的就是在世界范围之内为中国文化谋一席之地，并证明其价值。

    林文

    第1段之二：

    中国建筑的“地域普遍性”与“历史持续性”

    大凡一例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参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生根本变化，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至极高程度。更可异的是：产生这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却并不简单，且并不缺乏种种宗教上，思想上，政治组织上的迭出变化；更曾经多次与强盛的外族或在思想上和平的接触（如印度佛教之传入），或在实际利害关系上发生冲突战斗。

    [评注]

    在此林不仅指出了中国建筑在地域上的普遍性，也强调了它在历史上的持续性。这两点在伊东著作中也有相似表述，如他说：“中国系之建筑为汉民族所创建。以中国本部为中心，南及安南交趾支那，北含蒙古，西含新疆，东含日本，其土地之广，约达四千万平方华里，人口近五万万，即占世界总人口约百分之三十。其艺术究历几万年虽不可知，而其历史实异常之古。……东洋三大艺术中，仍能保持生命雄视世界之一隅者，中国艺术也。”（4-6页）但从引文可以看出，伊东的立论强调的是中国建筑在地域分布之广和服务人口之多，而林强调的则是中国建筑结构构造之特殊，这是具有建筑学美学意义的证明。此外，林还特别指出，尽管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与强盛的外族接触或冲突，但中国建筑的“初形”都没有改变。这一观点表现出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她对中国建筑所抱有的坚定信心。

    林文

    第17段: 

    构架制对中国建筑造型的影响

    这架构制的特征，影响至其外表式样的，有以下最明显的几点：（一）高度无形的受限制，绝不出木材可能的范围。（二）即极庄严的建筑，也是呈现绝对玲珑的外表。结构上既绝不需要坚厚的负重墙……（三）门窗部分可以不受限制，柱与柱之间可以完全安装透光线的细木作——门屏窗牖之类。

    [评注]

    在此林对中国建筑造型特征的分析首先是从物质因素——木材料出发，然后分析材料的构造方式——构架制，再分析它们对外形的影响。但这种材料和结构决定论的分析无法解释为何哥特建筑采用比木材更短小的石材却能建造高大的形体和宽广的空间。在这方面，伊东忠太诉诸了观念的因素，如他认为中国建筑是“宫室本位”，即“中国古代无宗教，或以自己为本位之思想较宗教心为强。……故不能大成宗教之建筑。”（40-42页）

    林文第21段：

    檐椽在屋顶角部的升起与角梁的关系

    角梁是方的，椽为圆径（有双层时上层便是方的，角梁双层时则仍全是方的）。角梁的木材大小几乎倍于椽子，到椽与角梁并排时，两个的高下不同，以致不能在它们上面铺钉平板，故此必需将椽依次的抬高，令其上皮同角梁上皮平。在抬高的几根椽子底下填补一片三角形木板称“枕头木”，如图一。

    [评注]

    伊东也试图解释中国建筑屋顶曲线形成原因。但他的答案依旧来自文化。他说：“余以为中国屋顶形之由来，不可以一偏之理由说明之，只认为汉民族固有之趣味使然。要之屋顶之形，直线实不如曲线之美。”（50页）此处林徽因从构造角度的解释显然更有说服力。

    林文 第39段：

    中国建筑色彩的结构和结构表现功能

    ……因为木料不能经久的原始缘故，中国建筑又发生了色彩的特征。涂漆在木料的结构上为的是：（一）保存木质抵制风日雨水（二）可牢结各处接合关节（三）加增色彩的特征。……彩绘的设施在中国建筑上，非常之慎重，部位多限于檐下结构部分，在阴影掩映之中。主要彩色亦为“冷色”如青蓝碧绿，有时略加金点。其它檐以下的大部分颜色则纯为赤红，与檐下彩绘正成反照。中国人的操纵色彩可谓轻重得当。设使滥用彩色于建筑全部，使上下耀目辉煌，必成野蛮现象，失掉所有庄严和调谐。别系建筑颇有犯此忌者，更可见中国人有超等美术见解。

    [评注]

    伊东曾说：“中国建筑，乃色彩之建筑也。若从中国建筑中除去其色彩，则所存者等于死灰矣。”（61页）他还说：“中国建筑上特异手法之当特笔记载者，即屋顶之色彩也。……如北平西郊万寿山离宫众香界之屋顶，……远望之如神话国之宫殿，有超出现世界之梦幻的趣味。”（66页）伊东对中国建筑色彩的讨论除指出其对木料的保护作用之外，还强调了不同色彩的象征含义。而林徽因强调中国建筑色彩对于结构的表现作用，这一点与伊东忠太对建筑色彩的认识完全不同。

    林文

    第42段：

    中国建筑的对称布局

    最后的一点关于中国建筑特征的，自然是它的特种的平面布置。平面布置上最特殊处是绝对本着均衡相称的原则，左右均分的对峙。这种分配倒并不是由于结构，主要原因是起于原始的宗教思想和形式，社会组织制度，人民俗习，后来又因喜欢守旧仿古，多承袭传统的惯例。结果均衡相称的原则变成中国特有一个固执嗜好。

    [评注]

    伊东也曾讨论过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对称性。他说：“欧美学者谓中国建筑千篇一律，其理由之一即中国建筑之平面布置，不问其建筑之种类如何，殆常取左右均齐之势，此亦事实也。无论何国，凡以仪式为本位之建筑，或以体裁为本位之建筑，虽取左右均齐之配置，然如住宅，以生活上实用为主者，则渐次进步发达，普通多用不规则之平面。中国住宅，至今犹保太古以来左右均齐之配置，诚天下之奇迹也。”（44页）

    林文

    第43段：

    中国园林的浪漫平面

    例外于均衡布置建筑，也有许多。因庄严沉闷的布置，致激起故意浪漫的变化；此类若园庭、别墅，官苑楼阁者是平面上极其曲折变幻，与对称的布置正相反其性质。中国建筑有此两种极端相反布置，这两种庄严和浪漫平面之间，也颇有混合变化的实例，供给许多有趣的研究，可以打消西人浮躁的结论，谓中国建筑布置上是完全的单调而且缺乏趣味。

    [评注]

    伊东也注意到中国园林布局的不规则性。他说：“然中国人有特别之必要时，亦有破除左右均齐之习惯而取不规则之平面配置者。例如北京宫城内之西苑，有弯曲样式之桥，有作波澜样式之墙壁。杭州西湖有作折线样式之九曲桥。是等为庭园之风致计，故力避均齐之平面布置。”（47页）

    由此可见，林徽因在有关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介绍中认同了伊东的看法。通过这些比较，读者或许已经可以看出林文与伊东著作的关联与差异。其中林所完全认同的伊东观点只有他关于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描述性认识。这些看法在18世纪以来西方有关中国建筑和园林的讨论中也很常见。（详见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2006年）而林更多关于中国建筑结构原理、造型基础，以及文化价值的认识，则是她在前人论述基础之上从结构理性主义的角度所作的重新思考。

    的确，按照今天的学术论文写作的标准，任何合乎规范的学术论文都应该列出所有参考文献，包括作者所批评的材料。但正如笔者在本文开头已经说明，作为一篇讲演稿，作者对这部分内容的忽略应可理解。我们还应该知道，这篇讲演做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两个月，而文章又发表在这个事变之后半年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两个月。——1932年6月14日，林徽因在致胡适的信中解释徐志摩遇难半年之后朋友中之所以尚无对他的文字严格批评的文章时说：“国难期中大家没有心绪，沪战烈时更谈不到文章”。在结尾，她又说：“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见图二林徽因手写信）

    〖谁是佛光寺的发现者〗

    我的两点质疑

    有媒体围绕朱涛先生的发言内容，提出两条破除“梁思成神话”的证据，其一是梁没有“发现”独乐寺和佛光寺，其二是“梁陈方案”不具有可行性，也不能改变北京的混乱。

    我同意朱涛说独乐寺是日本学者先发现的，这一看法在徐苏斌博士的著作《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出版后就已被中国建筑史界所认可，尽管我们仍认为梁结合《营造法式》对独乐寺的研究大大超越了日本同行。但我不同意因为梁思成可能是在看过日本学者拍摄的佛光寺佛像照片之后再循踪去找建筑，就否认他是佛光寺建筑的发现者。理由很简单，科学研究中的所谓“发现”从不是指第一个看到，甚至第一个记录，而是指第一个认识，这在建筑史研究中就是断代以及各方面价值的认定，否则佛光寺所在的山西五台豆村村民也可以说他们的祖先早就“发现”了佛光寺。

    我不同意朱涛说“梁陈方案”不具有可行性和不能改变北京的混乱。首先梁陈方案所关注的问题是中央行政区的地点和布局，目的是避免新区的建设对古城的破坏；其次，梁陈方案还仅仅是一个规划战略的建议，落实到实现，还有很多进一步的详细规划和方案设计要做。作为规划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不至于无知到在一个城市新区仅仅设置办公楼、一点宿舍和一个文化礼堂，而不考虑商业和文化设施；第三，造成今天北京的“混乱”——交通堵塞、空间无序——原因十分复杂。但我认为罪魁祸首应该是195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规划普遍而且至今仍在沿用的前苏联“小区”规划模式。这一模式的弊端简言之就是小区优先——先定位小区再以城市道路连通，而不是城市道路优先——先规划好城市整体的道路网，然后在路网内开发小区。而梁陈方案在规划方法上的一个基本特点恰恰就是道路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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