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思成的误读

    这样一位为保存中国建筑而不得的悲剧人物，若被定义为所谓“中国建筑的终结”或“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悲剧”的制造者，这该是怎样的误读？

        文/王军

建筑师王澍2012年获普利兹克建筑奖之后，对中国建筑史学奠基人梁思成发表这样的评论：“梁思成其实是个对中国传统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人。但他面对两个不同类型的文明，却用治西方建筑史的方法来治中国建筑史。这方法对中国建筑的终结是有致命性的。他采用西方建筑史当时比较主流的方法——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建筑史，事实上西方建筑史的做法也不完全是那样。这就使中国的民间建筑完全不在他所讨论的建筑史范围内。但我们又以他的观点制定了建筑文物保护法，导致每个城市只保留几处著名的传统大建筑就可以了，其他都拆了。你可以看到，治史的方法对现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澍的观点在建筑界颇有代表性。前些年，南京大学教授赵辰曾撰文指出，梁思成是以西方的“主流建筑”文化为背景的古典主义建筑学术体系来诠释中国建筑，而中国文化中所谓的“宗教建筑”并不具备西方文化中与居住建筑形成对比的那种“神圣感”和“纪念性”，“主流建筑”与“非主流建筑”的对立并不可能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形，此乃“梁思成建筑学术观念和体系的根本矛盾”，甚至是“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悲剧”。

梁思成治学之法，后果严重至此？兹事体大也。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调查过故宫，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东大殿，他的研究确实是以宫殿、寺庙为重点，这很容易给人留下那般印象。可是，印象终归是印象，并不可能代替史实。

1932年，梁思成在他撰写的第一篇古建筑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中，就已明确指出：“中国的宗教建筑，与非宗教建筑，本来就没有根本不同之点，不像欧洲教堂与住宅之迥然不同。其所以如此者，最大的原因，当然在佛殿与教堂根本上功用之不同。由建筑的功用看来，教堂是许多人聚在一起祈祷听讲的地方，所以堂内要有几十百人的座位，是他们最要的条件”，“佛殿并不是预备多数人听讲之用，而是给佛住的，所以佛殿是佛的住宅，与我们凡人的住宅功能相同，差别不多”，“佛寺的起源本就是官舍或住宅”，“佛寺与住宅，从最初就没有分别，一直到今日，还可以证明”。

他从未将中国古代建筑分为像西方那样的“主流”与“非主流”，相反，他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迥然不同”。1953年，梁思成在《古建序论》中明言：“民居和象征政权的大建筑群，如衙署、府邸、宫殿，这些，基本上是同一类型，只有大小繁简之分。”

他也未否认民间建筑的重要性。他调查研究过北京的四合院住宅、店面，以及山西、江浙、西南等地民居。1943年，梁思成完成以建筑实物研究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建筑史》稿，将当时大量存在的清代住宅建筑略分四区研究，包括华北及东北区、晋豫陕北之穴居窑居区、江南区、云南区，并通过文献发掘，探查早期住宅的相关情况，包括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住宅、汉代宅第、唐代白居易庐山草舍、宋代汴京住宅等。他强调：“在建筑种类中，惟住宅与人生关系最为密切。”

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时期的研究工作尤以寺庙建筑为重点，原因何在？彼时，梁思成倾力研究《营造法式》，可这部宋代建筑官书如同天书，而且，“老师傅是没有的。只能从宋代的实例中去学习。”1963年，梁思成在《营造法式注释》序中写道，“我们需要更多的实例，这就必须去寻找。”而早期实物以寺庙建筑为主，他必须以此为重点。实践证明，这样的路径完全正确。

1944年，梁思成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疾呼，中国建筑的“许多平面部署，大的到一城一市，小的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视”。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他在1949年3月主持编制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中，将“北平城全部”列为第一项文物，并为北京古城的保护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付出惨痛代价。

这样一位为保存中国建筑而不得的悲剧人物，若被定义为所谓“中国建筑的终结”或“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悲剧”的制造者，这该是怎样的误读？（完）

发表于《环球》杂志2014年10月15日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