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畅谈如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当前亟须加大力量研究、传承、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认识与观念的误区，树立高度文化自信，完善机制，科学界定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范围，切实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转变一些领导干部扭曲的政绩观，真正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军

        1月9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留住历史根脉传承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历史文物保护工作纪实》，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保护历史文物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

        “无论是对有关报告的批示，还是到地方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并身体力行推动保护和抢救文物工作，”这篇通讯写道，“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就文物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对提升文物保护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前的1月6日，《福建日报》重新发表习近平2002年为《福州古厝》一书所作的序，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序言中写道：“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

        《福建日报》同日发表《“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习近平在福建保护文化遗产纪事》，其中报道了1991年3月10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福州三坊七巷召开的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上的讲话：“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

        同日，《福建日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指出：“保护这些遗产决不仅仅是政府文化部门的具体工作，也是我们的政治责任。后人也会将保护中华文化的功过纳入对我们的政治评价，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足够的自觉和强烈的历史感。”

        习近平的《〈福州古厝〉序》及相关报道、评论，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部分在京的建筑界、文物界、考古界、文化界知名人士近日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身体力行地保护、抢救文物的事迹令人感动，他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一再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指出保护历史文物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这些论述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重大的指导意义。

        这些人士提出，当前亟须加大力量研究、传承、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认识与观念的误区，树立高度文化自信，完善体制机制，科学界定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范围，切实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转变一些领导干部扭曲的政绩观，真正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同等重要的原则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历史资源，我们必须加倍爱惜。”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对本刊记者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将这项工作提到新的战略高度，促使大家思考：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是世界上从未间断且延续至今的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说到底是文化的复兴。

        他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民族自信心日渐提高，中华文化扭转了自清末以来的衰运，越来越受到国人和世界的关注。文化复兴实际上是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过程，我们从传统走向现代，同样不是简单地以现代性取代传统，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经由传统的现代转化而发展出现代性。中国文化有“传道”的传统，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绵延、传承与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传道者。今天的中国社会同时面临着“最优越的机遇”与“最尖锐的矛盾”，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环境、能源等也危机四伏，是一个全球大转型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把历史的东西用新的观点挖掘出来，这就是创新。面对现实问题，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思想，但更应根植于传统的“中国精神”，进行再创造。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文化遗产同等重要的原则，是极其重要的论述，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谢辰生对本刊记者说，“如何落实这个原则？有一些观念性的东西要搞清楚，比如，发展、保护怎么理解？我认为，保护也是发展。现在，一些人一谈发展，就是赚钱，就是经济。不能否认，经济是主体，它是基础。但光是经济，没有其他方面的发展，你经济最终也是发展不起来的。只有全面、协调了，才能可持续，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因此，不能说发展与保护有矛盾。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矛盾，但矛盾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是具体的项目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发展与发展的矛盾、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他举例说明：“比如故宫，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但地铁在北京也很重要，这两个发生矛盾了，怎么办？在这个时候，就得权衡到底哪个更重要。故宫是最了不起的，地铁必须避开，因为别处也可以走啊。在这个时候，它服从了故宫，但这并不等于经济发展服从了保护，而只是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服从了保护。再比如，三峡工程，它关系国计民生，但三峡里面有大量文物，你说不许干、全保护，一点儿都不能动，那三峡工程甭干了，那只有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文物有的搬迁了，有的发掘了，这也是保护。但有的非原地保护不可，像白鹤梁水文题刻，只要一挪走，就价值全无了。怎么办？坚决原址保护，盖个博物馆。虽然在整体上，三峡工程是主要的，但在这个局部上，白鹤梁变成主要的了。所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一上来就把保护与发展对立起来。大家是同一个目标，而不是死矛盾。”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对本刊记者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论述完全是纲领性的，而且是重大的发展，其中包含了文物是什么的原则、经济发展和文物保护并重的原则、怎样保护文物的原则。

        “关于文物是什么的原则，就是要把文物当作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把保护文物当作执政者的政治责任，这样的提法是空前的，极其重要！”舒乙说，“经济发展和文物保护并重的原则，给所有的执政者指出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就是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在具体的经济建设项目与文物保护发生矛盾的时候，不能只是文物保护让步，而是要把文物保护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是要放在前面。”

        舒乙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古厝〉序》中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名城保护、古建筑的保护出现一些问题，根源就在于只顾眼前的一些经济利益，随意改变文物管理体制，将原为文物部门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移交别的部门管理。他对筹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的报告作出批示强调，‘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这包含了怎样保护文物的原则，就是必须保护文物的原真性，必须按照文物保护的规律和法定体制办事。”

“以什么样的文化塑造人，实在是太重要了！”

        2000年1月1日，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得知一家钢铁厂欲在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处炸山开矿，立即发布省长令，指出：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一直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物，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他批示企业“立即停止爆破”，批示当地政府“立即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对洞穴遗址群的保护”。这两个“立即”，斩钉截铁，不容置疑，从炸药包下抢救了文化遗产。

        “对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习近平同志那么重视，强调不能因为经济建设而破坏它，强调要把它传给子孙后代，这让我深受感动。”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张忠培教授对本刊记者说，“我们的历史文化是怎么保留下来的？主要靠三种形式，一是文字记载，二是文物实体，三是一代代中国人的言传身教。其中，文物传达的是第一信息，具有现场性、生动性、形象性，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短暂的，中国有很长一段历史是靠实物、考古遗存保留下来的，即使是在文字记载丰富的时期，文物也可以在很多方面补充文献之不足，它更贴近历史的真实，更有感染力。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古厝〉序》中指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论述。”

        “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中，文化是灵魂，它要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公民，使他们有什么样的成人方向，做什么样的人。”张忠培说，“这几天，我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核物理学家于敏的报道，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为什么能够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为我们国家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就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读的是岳飞的《满江红》、《三国演义》，能够高声背诵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文天祥的诗！没有这样的文化，他能搞出氢弹吗？！所以，以什么样的文化塑造人，实在是太重要了！生产力的核心是人，而人又不是一般的动物，他必须是有文化的人啊，作为一个中国人，离开了中国文化的滋养，行吗？！”

        “我们有大量历代建筑实物和遗迹留存至今，这些实物和遗迹既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见证，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在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对本刊记者说，“保护这些遗物、遗迹和阐扬其成就，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民族自信心，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与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相互交流，对于增进了解，加强友谊，共同发展，也有很大的意义。和世界上其他古代文化不同，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建筑，延续发展数千年，从未中断，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文化。对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加大保护力度。”

        他指出，对历史建筑遗产和遗迹，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尽了很大的努力加以保护，1949年至1952年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全国仍有十个省市进行了历史建筑遗产的保护维修工程。1961年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对保护起了极大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凡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都未遭破坏。近三十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对于古建筑修缮工作要“整旧如旧”，保持传统风貌，现在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重要历史地段保护方面，因目前城市和村镇的开发建设速度很快，如何及时地统一认识，使经济建设和现实利益能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保护方案融入建设规划方案中并严格实施，使建筑遗产保护与新的建设很好地结合，互相衬托，相得益彰，却是目前最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我们看到目前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破坏文化遗产的情况，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这是法律问题还是机制问题？是程序问题还是执行问题？是领导意志还是大众口味？是理念问题还是技术问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对本刊记者说，“或许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都可以去讨论。但是，说来说去，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下的人，无论是何种社会角色，是否应该扪心自问，心中是否有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文化被我们摆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充满了娱乐和消费，但缺少精神与崇高。比如，对人之所以为人，或者对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缺乏关心，对能为祖先的荣耀、民族的耻辱、人类的智慧、多元的生活方式等等提供特殊见证的、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缺乏敬畏！如果我们的生活只是充斥着低品位的消费和娱乐，我们又怎能保护和传承具有文化与精神价值的遗产？”

        她强调：“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文化和经济一样重要。我们不能失去对文化本来意义的关心，现在经济发展了，但人之所以为人应该做些什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是应该认真考虑了。失去了人文精神，人就是一个经济动物。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恶性事件和纠纷，都与失去道德底线相关。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来不缺乏道德的滋养。最近我们在研究无锡惠山祠堂群的遗产价值时看到，古祠堂内高悬着‘祖德是绳’的匾额，令人肃然起敬，警喻沁人肺腑！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能获得持续的传承，可谓直接受益于这种社会教化方式，包括这里面包含的诸多社会文化要素与精神价值。现在城镇化发展速度很快，我们必须明确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定位，经济再发达，也替代不了社会教化！文化，特别是文化遗产，不是用来为经济唱戏搭台的，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中，是有其不可替代的、相对独立的地位的，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方面。从经济全球化视角看，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追求与民族特质的传承，它不是经济建设的附属品。”

        陈同滨认为，要落实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同等重要的原则，亟须从干部考核制度着手，纠正片面的政绩观，同时要重视为决策者“补文化课”。“近两年，我在与许多地区领导干部的接触中，已经感到他们的遗产保护意识在提高，非常可喜。但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认识误区，最普遍的是，简单地把文化遗产保护当作振兴经济的手段，比如在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历史街区的遗产价值都适用于商业或休闲旅游，都具有能够振兴的消费潜力。每个遗产都有它自身的文化属性和价值特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传承，必须立足于遗产的价值。我们决不能以文化产业替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否则，在把文化经济化的过程中，失去的就是我们的人文精神，我们的社会发展就会失去平衡，失去可持续性。”

        “现在一些地方搞古城镇保护，动不动就请来一些文化公司，这些公司一进来就麻烦了，它们搞什么明清一条街，套路都一样，千篇一律，改变了古城镇固有的肌理，改变了原有建筑的体量、色彩，甚至把原住民全部迁走，原真性尽失，把个性搞没了，谈何传承？”舒乙对本刊记者说，“对古城镇的保护，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完善基础设施，制定标准，以积极的政策鼓励当地居民按照保护规划修缮自己的家园，以他们为主体，施行保护。这样才能保证文化的多样性，真正做到人文精神的延续。”

        “必须科学界定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范围，不能把文化事业变成文化产业。”谢辰生向本刊记者强调，“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201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严格执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对于将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的，要限期改正，予以回购、终止抵押；对于将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的，要限期将其从企业资产中剥离；对于将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作为企业的下属机构或交由企业管理的，要从企业中分离，恢复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的事业单位性质，交由文物行政部门管理；对于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整体出让给企业管理经营的，要予以纠正。可是，目前一些地方仍存在随意改变文物管理体制，把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企业资产经营，将文化事业产业化的现象，甚至以发展文化事业的名义大搞房地产开发。对此，必须加大整治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鲁迅先生说，人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我们作为中国人，也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离开中国文化。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文化演进的规律，是文化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宝贵传统。我们必须认识并继承这个传统，承担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张忠培对本刊记者说，“过去总有人说中国文化封闭保守。其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才是我们的主流。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的传入、道教的产生、禅宗的出现，儒学转变为理学和基督教及天主教的传入、西学的传入，以至明末出现徐光启、李贽那样的巨人，都是中国文化兼容并蓄，与外来文化相互作用、不断借鉴的结果，走的正是传承、吸收、融合、创新之路，今天，我们仍要坚持这样的传统，坚持走这样的道路。我们现在提倡创新，但是，离开了传承，何来创新？文物保护不是一开始就解决创新问题，它解决的是传承问题，传承好了才能创新啊！”

        他举例说明：“在我们的土地上，秦汉以来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么多人为什么活得下来？靠的是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靠的是先进的精耕细作技术，以及对这种技术的传承创新。后来又传入红薯、玉米等外来作物，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发展，使清代人口增加到4亿。人类的发展依靠发明、发现，以此形成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而传承是创新的土壤，我们要提高创新能力，就必须解决好传承问题。”

        “经济建设是发展，文物保护也是发展，13亿人应该怎么发展同样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在这方面，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谢辰生对本刊记者说，“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复兴决不能走西方国家过度消耗资源的老路，否则，我们这13亿人口都过上发达国家人口的生活了，都像他们那样生产生活，人类的资源还够用吗？”

        他强调：“勤俭节约是个永恒的主题，只要地球与人类同在，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发展无限性的矛盾就存在。要缓解这个矛盾就必须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节约型社会。现在人类对地球已经制造了很多麻烦，而且还在继续给地球制造麻烦，这种麻烦的制造者主要来自西方。长此下去不加纠正，人类就会自己否定了自己，毁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是主流，正是因为勤俭节约，才有了文景之治，秦大修阿房宫，结果二世而亡。我们必须继承勤俭节约的传统，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能够建成一个和谐的、节约型的社会，就是对人类、对地球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于人类的责任。而我们的历史文化正孕育着这样的力量。”□

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15年1月19日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