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城市的自觉

    读他的书，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王阳明先贤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姚远以他的实际行动证明，在他这一代读书人当中，知行合一的精神不死!

    文/王军

    “在古都北京的最后时刻，在古都南京的最后时刻，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最后时刻，姚远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这场惊心动魄、事关中国文化命运的拉锯战中，这位政治学博士以直面公共事务的勇气，高度运用理性，成为大拆除时代的对抗者、思想者和建设者。他留下的这一篇篇饱蘸赤子情怀的文字，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局限与一位读书人的担当。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为姚远的新著《城市的自觉》写下的荐语。

    2006年8月，我在南京老城南拆迁现场采访，见到时年25岁、正在北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姚远；此前的6月10日，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国务院为此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不少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必须“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可是，文化遗产日的设立与国务院的《通知》，并不能扭转南京古城的噩运，一场以“解危解困”为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的大拆大建，正在将古都南京最可宝贵的历史见证——历经了一次次战乱而得以幸存的历史街区成片成片地抹去。

    值此关键时刻，姚远，这位南京曾经的高考状元，执笔《关于保留南京历史旧城区的紧急呼吁》，得到侯仁之、吴良镛、谢辰生、傅熹年、陈志华、宿白、郑孝燮、徐苹芳、梁白泉、蒋赞初等16位前辈学人的响应，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此作出批示，促成《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于2008年出台。可是，这部历史性的法规并不能遏制推土机的欲望，对南京、北京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拆除，须臾未曾停止，持续至今。同样持续至今的，是姚远的抗争。这构成了一幅历史的镜像，被真实记录在《城市的自觉》一书中。这部著作收录了2006年至2014年姚远的“战斗檄文”，按时间排序，第一篇文章即《关于保留南京历史旧城区的紧急呼吁》，它见证了中国设立文化遗产日之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经历的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对这段特殊的仍在发展中的历史，姚远这样写道：“近些年来，成片成片的历史街区在‘改造’的大旗下被夷为平地，历经千百年岁月形成的街巷肌理、鲜活的传统社区以及市井文化被毁于一旦。这场‘休克疗法式’的‘旧城改造’，对中华文脉的影响之深、之巨、之不可逆，堪称中国城市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段历史不同寻常之处还在于，姚远不是在作孤独的抗争。当中华文化与社会和谐被逼入最危险境地之时，越来越多的人站了出来。“这些年古城保护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广泛的公众参与，都凝结着社会各界共同的努力。”姚远在《城市的自觉》一书中写道，“在北京、南京、福州、天津、哈尔滨、武汉、常州、定海等城市，从专家学者到志愿者，从记者到普通市民，在古城命运的历史关头，许多人怀着对乡土的热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一次又一次地沿着梁思成先生、朱偰先生的足迹，以实际行动捍卫古城应有的尊严。”

    他所记录的公众参与成功案例包括：在社会各界的反对下，2007年北京东四八条拆迁被叫停、西四北大街改造项目搁浅，2008年北京市文物局宣布“圆明园里面的建筑暂时不会恢复”；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2009年北京市文物局会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确定保留梁思成故居，南京市规划局宣布将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原则，扩大保护区范围，确立了“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保护更新”的原则。

    这些成功是难得的，甚至是短暂的——尽管被纳入了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北京梁思成故居仍于2011年遭到开发商拆毁；尽管确立了整体保护的原则，南京古城仍在被大规模夷为平地。但是，这些难得的甚至是短暂的成功，仍然是历史性的，它们见证了中国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预示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拥有强大的社会基础。

    作为一位政治学学者，姚远在亲历一场场文化遗产保护遭遇战之时，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公权与私权关系的调整，进行了深入思考。在《城市的自觉》一书中，他揭示了大拆大建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制度基因，敏锐认识到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公私利益关系的失衡：“由于尚未建立物业税的税收机制，严重制约了政府的税源，使得城市的公共服务投入不能正常回收。唯一的回收途径就是拆房卖地，通过土地财政的方法，用土地出让的收益支撑起公共服务的巨额投资”，而以此方式支撑的公共服务，在不动产税缺失的情况下，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呈现“马太效应”，“市中心的购房者（通常更多的是富人），因公共服务的优化，房产不断升值，无偿成为公共服务最大的受益者”。他呼吁，开征物业税或不动产税势在必行；并认为，此项改革“决定了公众参与必将成为城市治理模式的一大变革趋势”。

    中国不动产税制改革，经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已进入冲刺阶段。地权之再造、契约之重建，事关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关系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系已持续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转型能否冲出历史的峡口。阅读《城市的自觉》，我们能够加深对当下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认识。

    姚远是知行合一的学者，读他的书，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王阳明先贤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姚远以他的实际行动证明，在他这一代读书人当中，知行合一的精神不死！（完）